鬼子占了县城和安平镇，在最初的杀戮镇压后，又摆出了伪善的嘴脸，粉饰门面，好让教未被屠杀完的人民变成他们的温顺奴隶。他们创办“俱乐部”，营造热闹的气氛；鬼子还开恳亲会，教快饿死的人们去听讲演与留声机，然后能得到一个馒头，多延一天的命。
可是，占领区人们的脸上似乎已不会笑。他们来开会，来欢迎或欢送；无论他们是干什么，他们的眼睛永远蒙着一层似泪非泪，似油非油的光。他们仿佛没有注意到任何东西，而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心——心中是愤恨！
安平镇中学改作了日本宪兵队的办公处与宿舍，出来进去的不是铁脸的宪兵，便是满身伤痕的囚犯。昔日学生们的笑语与歌声，变成了鞭声与惨叫。十字街头的大买卖，都换上了日本字的牌匾，摆上日本货物，日本人不带一个钱的资本而来“合作”，事实上就等于霸占。
沉闷而恐怖的气氛压抑在占领区上，想在老虎的嘴边上讨取性命的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最黑暗的囚狱里。
在乱世之中，多数人都流离失所，家败人亡，有些人居然能兴家立业，得意洋洋。除了那些丧尽天良的汉奸之外，孙大拿也是一个。在鬼子刚刚占领安平镇的时候，他也曾惶恐、害怕，躲在良岗庄不敢出来。改变是在他的一个亲戚当上了伪县政府的官员之后，屡次的书信劝说，他又舍不得镇子里的家业，便试探着返了回去。
而更大的改变是在他治好了镇上一个鬼子军官的陈年老病后，再没有鬼子或伪军敢去他的医馆或府上敲诈勒索，甚至还有人前来拜访，请他帮忙在鬼子那里运动个一官半职。
当然，孙大拿与那些丧心病狂的汉奸还有所不同。当他每一想到时局的前途，心里也难免有几分忧虑。因此他处处多结善缘，绝不轻易得罪一个人。同一些日伪官员还是称兄道弟，吃吃喝喝，道从十分亲密。但在与良岗庄老家的来往中也不断地秘密送点医药用品、烟洒、罐头之类，表示点不忘救国之意。
有时警备队抓了人，家属来求他说情，他也力所能及地帮着说合了事，自然也得到相应的报酬。街坊邻居有的实在过不去了，他也不断给些周济，所以他几乎成德高望重的大善人了，起码他是这么认为的。
世道纷乱，八面玲珑才是存身之道。孙大拿禀持着这种中国古训，其实心里并不十分舒服。虽然他的侄子仗着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合伙把南街上一家最大的店兑了过来，使他得到了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但从本心来讲，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
理想对孙大拿来说是危险的，因为理想意味着无可避免的包括着牺牲。他不愿意牺牲他的家产，因为田地房屋不全是他自己挣来的，而大部分是前辈留下的，他以为，他须对得住祖先。一个走离开大道的人，会立在小径上看看眼前的风物；明知走错，却以看到一点新的风景。孙大拿便是这样，明知行为不对，可是还希望别人会原谅他。
秋老虎很厉害，天上一丝云彩也没行，放在前庭中间的大荷花缸里，直挺的荷叶被太阳晒得都有些发蔫，大门外面那棵枝叶浓密的老槐树，知了有节奏地拼命地嘶鸣。
孙大拿今天躲在家里没有出门，他不停手地摇着蒲扇，支起腿仰靠在藤躺椅上，同坐在旁边的老妻说闲话儿。直到晌午时候，他汗流浃背地吃过了午饭，佣人把浸在水盆里的一颗大西瓜切割开来，一家人围着八仙桌正在吃西瓜，柜上的一个伙来了。
这个伙计是孙家的远房亲戚，算是心腹之人。他抹着脸上的汗，对孙大拿说道：“馆里来了一个人，要见先生，您是在馆里见，还是领到家里来?”
孙大拿漫不经心地问道：“是什么人，从哪来的?”最近常有些不相干的人来找他，不是求帮告借，便是说合官事，他心里十分厌烦，但基本上还是有求必应。
那伙计说道：“大概是从乡下来的，穿得挺破旧……”
孙大拿愣了一下，说道：“没问他有什么事吗?”说完，他眼珠转了一下，随即又交代道：“告诉他我不在家，有什么事叫他留下话。对他客气点，没吃饭留下吃饭。”
那伙讨似乎明白他的意思，忙说道：“那人看上去是个老江湖，不那么容易打发。他要面见先生，大概有什么要紧事。”
孙大拿不言语了。他本想歇过晌，下午凉爽点再到医馆去，但一时猜不着这是个什么人，又怕找到家里来，不好打发。想了想，他三口两口把一块西瓜啃光，顺手拿起毛巾擦了嘴和手，立时穿袜子穿鞋，又穿上丝罗长衫，戴上草帽，拿一把黑折扇，随那伙计径出大门而去。
到了医馆，孙大拿问了一下，知道客人在后院客屋里，他便从小门向后走去，直奔后院客屋。一跨进屋门，只见迎面那轴大幅山水画下面，坐着一个人正在和陪着他的伙计说话。一见孙大拿进来，那人立刻站起来笑容满面地说：“孙先生，还认得我吗?”
孙大拿一看那人，三十左右年纪，中等身材，穿一件对襟粗布褂子，又象农民又不象农民。他猛然记起，这是八路军，曾经见过面。孙大拿心中吃了一惊，赶忙热情洋溢地说道：“原来是乡亲，老弟这一向可好?”急忙中他一下却想不起这人的姓名，说罢又问道：“老弟还没吃饭吧？”回头又吩咐伙计：“快去到庆升园叫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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