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忙拦道：“我在衍上己吃了饭，不麻烦了。”
孙大拿很是遗憾地说道：“乡里乡亲的，这可见外了，既来到这里，何必在外面吃饭?”
两个伙计见此情景，赶忙退了出去。那人见孙大拿满口老弟老弟地叫，而不提姓名，便又说道：“孙先生可能不记得我的名字了，我叫冯俭，现在为了进城方便，临时借了个良民证，改名蒋华。”
孙大拿顺口应道：“记得，记得。”一面让冯俭坐下，重新给他倒茶点烟，等待他开口，窥测他的来意。
冯俭却不慌不忙，一面抽烟一面说道：“孙先生这一向可是为国为民办了不少好事，根据地也很得到些孙先生的接济。”
孙大拿哈哈干笑了两声，一时不敢确信此人的身分，又猜不出对方话里的意思，便忙解释道：“老弟是哪里听到的话，真是人言可畏呀，这话传到日本人耳朵里，我孙某就身家性命难保了。兄弟一向不参预政事，开个医馆也是为了糊口，混混日子。怎么敢去作那些非分的事。”
冯俭笑了起来，说道：“孙先生太谦虚了，不要怕，这话只是你我两人说的，传不到日本人耳朵里。我这次进城，也是想请孙先生帮忙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孙大拿。
孙大拿打开一看，是良岗庄他兄弟的亲笔信，十分简单，寥寥几行问候话，一切情况由来人面谈。孙大拿想了一下，便单刀直入地说道：“老弟此来有何事啊，若是我力所能及，定当效劳。”
冯俭点了点头，低声把此来的意图说明，就是想请孙大拿帮忙搞些医药。
孙大拿半天没有言语，这件事情实在令他为难。日本人占着县城和镇子，八路军又占着他的老家，房产土地他都不想丢，更不想因为此事把命搭上。左思右想，还是拿不定主意。
冯俭见孙大拿半天不说话，觉察到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也不便强硬相逼。便给他讲了讲现在的形势，并告诉孙大拿，药品是用真金白银来买，只要他能过关系，把药品从县城买来放在柜上，以正常经营的方式出售便可。
孙大拿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点头表示答应，心说：这种日子真不好过，哪头也得罪不起，只好先少量地买进药品，敷衍一下再说了。
……………
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军事、政治、经济都不可或缺。日本人已经意识到单靠军事进攻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政治战，经济战也就日益被重视起来。
其实早在抗战前，日本就开始针对国民政府部署金融战，本打算“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日本许多经济学家经过研究，主张当法币可供换取外汇时，与其破坏法币，不如利用法币，更能符合日方利益。于是，日本政府吸收法币，在上海外汇市场套取中国的外汇存底。
抗战前期，日本持续向中国输出货物，大部分以法币作为结算，然后将法币兑换成外汇。而一般的游资所有人，受战事的激变，尚没有功夫去做商业运贩的行为，同时大的交通路线停止营运，结果一般的小商人及农民便以脚踏车担挑等工具，轻装简便偷入沦陷区私贩日货入境，一时获利匪浅。但这大大加剧了国内资金的外逃与外汇耗损，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实力。
一九三九年前后，法币逐渐贬值，日本在外汇市场套利不易后，排斥法币。由于日本在沦陷区禁止法币流通，致使法币在沦陷区贬值。在此情况下，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以法币来计算的物价不同，法币价值在大后方较高而在沦陷区较低。日方即利用人们贱买贵卖的牟利心理，以沦陷区的法币运到战区及大后方购买物资。
国民政府最不愿意的就是，后方的物资被沦陷区的法币换取。而这恰恰就是当时军政商民最喜欢的方式，他们拿在沦陷区已无流通价值的法币在后方易得物资，再运回沦陷区贩售，转手即可赚取暴利。金钱面前，民族大义，爱国热情，显然然已经被很多民众置之脑后。特别是大后方走私的大部分人都是权贵，不是党政机要就是军队，难以遏制。
这是日本人针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战争手段，而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采取封锁之策，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结合起来，实行绞杀战。
军事封锁便是在根据地边沿挖掘封锁沟，以阻断各根据地之间，以及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而经济封锁则主要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内大肆掠夺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实行贸易垄断，禁止生活必需品流入根据地，而用种种手段套购根据地的物资。
可以说，这种封锁政策是狠毒的，占领区的战略物资被大量掠夺，百姓被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这些钱财和物资又被用来侵略、屠杀中国人民。同时，封锁也加剧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为粉碎日军的经济封锁，各根据地都开始进行多种形式的有效斗争。在政治上，开展了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揭露敌人进行经济封锁和经济掠夺的阴谋，教育群众不资敌、不卖战略物资给敌人。为了打破敌人贸易垄断，各根据地派出地下工作者到敌占区去，秘密购买军火、药品、钢材、通讯器材等。同时，组织、鼓励商贩，从敌占区向根据地输送群众和部队必需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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