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术中，一助承担的责任非常重要。这个职位上的医生需要替主刀医生完成大量的实际工作，包括切皮，游离组织以暴露视野，为手术创造合适的条件等等。如果单论工作量，一助可能要比主刀更加辛苦。
而神经外科的手术在过程中不光需要有良好的合作，更需要一助在完成工作的时候尽量减少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同的主刀手术习惯不同，对于视野的要求也多少有些区别。所以，神外手术的一助一般都是和主刀搭档了很久的医生。大多数情况下，一助都是从那些和主刀合作很多场手术的二助中晋升出来的。
要让徐有容和袁平安在没有顺手一助的情况下，完成对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手术，这难度就像是让一个和布鲁恩身形相仿的直男突然穿上九厘米高跟鞋，然后去完成4×100米接力赛一样困难。
不过，北湖医院毕竟是个老牌的三甲医院，院内医生水平还是挺不错的。今天轮休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一名高年资主治医师。虽然是高年资主治，但由于大三甲医院的人手和轮值问题，他还没有资格进行颅内血管栓塞术和颅内畸形血管切除术。
虽然没有资格执行手术，但作为合格的一助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是同时有两台这样的手术，那就只能从红区再调一名能够充当一助的神外医生。这最少需要二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如果有三台……那就得最少四十分钟，这样才能把目前在医院值班的唯一一名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和一助以及手术护士和麻醉医生配齐。
“怎么要这么久？”孙立恩皱眉问道，“院里现在就一名神外副主任？”
“我们还有支援其他二甲医院开展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任务。”吴主任叹了口气道，“全院上下所有的医生都在忙，内科的医生都在本院负责治疗，外科的医生要么在本院的红区工作，要么就去了周围的二甲医院支援。现在人手实在是不够。”
这倒是个孙立恩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他点了点头，“那就这样吧，我们尽快进入岗位，然后熟悉一下环境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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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好了防护服，孙立恩坐在陌生的诊室里，感觉心情有点奇妙。
虽然不是第一次搞巡诊，但这一次的目的却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来到门诊的病人，都是经过社区医院分诊过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很低的患者。他们来医院是有其他疾病需要治疗。
这感觉顿时就不一样了嘛！
孙立恩叹了口气，然后开始默默祈祷，但愿自己的脸不要太黑。来点罕见病都行，别来个带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罕见病患者就好了。
“咚咚咚”，就在孙立恩完成祈祷的同时，他的诊室门被人敲了三下，随着三声闷响，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传了进来，“医生，我能进来么？”
“请进。”孙立恩说道，他一边请患者进来，一边全神贯注的关心着状态栏的提醒。目前状态栏还没有跳出“高致病风险”和“高传播风险”的警告，这说明这间第二诊室里是不存在新型冠状病毒的。
要是一开门就跳警告，那就意味着这名患者很可能携带或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要真是这样，孙立恩绝对要明天请假，然后找个云鹤的名寺古刹——就算不开门，他也得到古刹门口一边哭着一边拍门喊两嗓子“有没有天理了！”之类的内容。
还好，状态栏挺给面子。这位名叫“丁辉国”的男人走进了诊室。他带着一层医用口罩和一层防寒口罩，脸上还罩着一个透明的护目镜。丁辉国向孙立恩点了点头，然后慢慢走到孙立恩面前坐了下来。
“医生，我有克罗恩病。”今年42岁的丁辉国向孙立恩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三年前开始，丁辉国开始出现了反复腹泻的症状，每天得排烂便个三四次。但因为没有腹痛、血便、发热或者盗汗等症状，因此他也没当一回事。
两年前的国庆节，丁辉国的症状突然开始加重，除了反复发热以外，他还出现了双膝和踝关节的疼痛。虽然发热可以自行消退，但关节疼痛还是让他决定去医院看一看。
在家附近的一家二甲医院里，医生为他进行了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皮肤试验，但两次检查都为阴性。而肠镜显示他有“结肠多发性溃疡”，通过肠镜进行活检病理提示样本有“慢性炎症反应”。
这样的炎症反应引起了丁辉国自己的警觉。他在不少“健康医疗”的公众号上看到过“反复炎症创伤极易导致肿瘤”的说法，而在得知自己的肠炎可能持续了很久之后，他马上找到了一家能够做PET-CT的私营影像机构，然后给自己开了个PET-CT的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他倒是没有什么肿瘤风险。但肠道的炎症范围很大——回盲部、升结肠近端、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代谢增高，考虑炎性病变。
这份诊断放在消化内科医生桌上，再加上之前的肠镜和活检结果，丁辉国被正式诊断为克罗恩病。
克罗恩病是一种以消化道为发病区域的非特异性炎性疾病。对于这种疾病的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医学界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包括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感染和肠道菌群失衡、免疫因素等多种因素互相作用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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