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上海滩，早已沦为“孤岛”。外表的灯红酒绿，掩不住骨子里的肃杀和荒凉；歌舞升平的十里洋场，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的血腥气息。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整个上海也安不下一个单纯的灵魂。
这年夏天，关露接到上级指示，回上海，打入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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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几多凄怆，几多悲凉，那种国将不国的恐慌和痛苦，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懂得。
作为一名作家，一个共产党人，关露的心中有比常人更深切的忧思和疼痛。当她走进这个枪声和歌声交汇混杂的繁华都市时，山河破碎的痛心和责无旁贷的担当，在她的心里交织成一份凛然的正气和无畏的坦然。她的目标是丧心病狂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关露
汪伪政府设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直属日本特高课，是这个血雨腥风的乱世中又一个人间地狱。群魔乱舞，多少爱国志士惨遭他们非人的折磨，抗日组织也因他们屡屡受挫。他们比日本人更懂得怎么对付中国人。他们卖国求荣，心里更害怕面对一道道凛然正气的目光，因此，他们对待抗日志士更残忍更无情。铲除这个毒瘤，成了当时锄奸行动的首要任务。
《良友》的封面女郎郑苹如功败垂成，七十六号头子丁默邨、李士群更如惊弓之鸟。特工对特工，暗杀对暗杀，前所未有的残酷血拼。国民党军统损失惨重，连军统上海区的整个组织都被李士群破获。
关露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的。
此时的关露，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有别于张爱玲的小资情调，有别于苏青的家长里短，关露的文字，一直是关注底层，关注时代，更关注革命的。这跟她的经历有关。
关露出身于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胡姓官僚家庭，父亲是清朝举人，做过当地的知县。母亲是父亲用赌博赢得的四千两银子买下娶回的继室。关露出生时，颇有才华的父亲按照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给女儿起名“寿楣”，“寿”是他们这一辈的排行。“关露”是她后来用的笔名。
关露的童年，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中度过的。身受其害的母亲常常教育关露：要好好念书，将来要经济独立，要婚姻自主，才能不受男人的气！关露九岁时，父亲去世。十六岁那年，母亲又病逝。孤苦无依的关露，只好带着妹妹和年迈的祖母迁居南京，与孀居多年的姨妈一起生活。一家孤女寡妇，处处受人欺凌，祖母和姨妈便给关露找了一户家世不错的人家，想着如果嫁过去了，关露有依靠，一家人也不致总受欺负。
可关露不愿意。儿时母亲那带着忧伤的叮嘱，还在耳边回荡，她不想走万千中国妇女凄怆屈辱的老路。她带着妹妹连夜逃往上海。老天有眼，在上海，她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刘道衡。刘道衡收留了关露，还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大学学习期间，关露迷恋上了新诗，并尝试写作。她的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一举成名。诗歌在关露笔下，不是为了使人发笑而是为了使人发抖：“老百姓说：昨夜来了一队洋兵/我们/没人抵抗！也许你是死了/在成千万的死者中/你死了/在尸横遍野的广场上/你死了/作为奴隶的/你，死了！”这些诗都是关露心灵的独白，也是乱世中沾满滴滴鲜血的讽刺。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露妹妹胡绣枫的家，就成为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据点之一。关露与左翼人士接触更密切了，她常与工厂女工们一起，教她们读书识字、编板报，并参与上海妇女反帝大同盟的筹备与宣传。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写的那首天真豁达的《春天里》，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身体健，气力壮，努力来干一场……”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些爱国诗词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2
如果关露能如丁玲勇闯封锁线投奔延安，她或许会成为新中国的又一个成就辉煌的作家；如果关露选择了像张爱玲那样走向海外的道路，或许她的作品也会在若干年后炙手可热。然而，关露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毅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情报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的指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魔窟，策反特工头目李士群。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她的人生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但她又受指派打入日本情报机关，以办《女声》杂志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由于秘密的使命，她无法辩白，而蒙上“汉奸文人”的恶名，她以柔弱的身躯忍受着亲朋好友的误解和疏远……
关露的间谍生涯，缘于机缘巧合。
六年前，曾经的共产党员李士群被国民党逮捕，他的老婆叶吉卿四处请托，走投无路时，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帮了她，因而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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