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杨嗣昌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比起过去崇祯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忙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穷于应付，确实要高明多了。
而崇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人从战略的高度为他系统分析过形势，所以一听这番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感慨地说道：“只恨用卿太晚啊！”
那么战略构思完成以后，杨嗣昌又有什么具体的实施方略呢？
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与吴世恭曾经提出的全场紧逼加区域防守很类似。
而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将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
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而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的。
因此就要增兵。根据杨嗣昌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三万人，而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一万五千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一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五千，总共增兵数达到惊人的十二万。
到了现在，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二十万。调集这样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光从数字上来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
但这里有个问题：在军制败坏的明末，这些匆匆招募的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只有天晓得啦。
当然，增兵以后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笔庞大的开支确实很让人伤脑筋。
崇祯皇帝曾经在以前谕令勋戚之家捐助，但遭到了普遍的抗拒。那些官绅勋贵根本没有急公体国之心。就是那些身处在战区的乡绅也不不愿意捐助。崇祯皇帝忍不住发牢骚道：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
可是崇祯皇帝也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连他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内库的银子来助饷。看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他当年见国库空虚，倒是拿出家财充做辽东的军饷的。也说不清谁的思想境界高了。
那大家都不愿出钱，巨额的军饷也只能再从民间榨取了。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合计天下增税一百九十二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就想长痛不如短痛，可是他们没想到，这加饷却丝毫没加到官绅头上，却全部加到了地方百姓的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府乱收耗募，最终从百姓身上搜刮超过了千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十面张网”一天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一天延续下去，再加上天灾，那流民数量真是节节上升，为农民军提供了充足的补充兵员。
也许崇祯皇帝和杨嗣昌也明白这一些，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上了。为了剿灭农民军，他们俩已经红了眼了。
解决了增兵加饷，就要解决另外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十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十位巡抚，由于涉及到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而在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甡等人，也还老成干练。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无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而大战当前，显然必须调换。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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