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修的话一出口，宋俊就说道：“张老板，这个东西，是长期投入的，就算我们给你扶持，最多就前期给一些，后面也给不了多少。”
牛正平没有吭声，但看他的表情，也是这个意思。
扶持张谦修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国内的情况跟后来完全不一样。
后来，每个市的领导层都希望自己市里有几个大学，几个好大学，这样就方便留下人才。
而且，后来各个地方都在招商引资。
然而现在基本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国内的情况。
这首先要从税收开始说，目前税收是地方收了以后，给国库一部分，这个比例并不高。
而且，现在因为国营企业的关系，地方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他们可以给当地的国营企业各种减免税收，大概意思就是，把钱藏在当地的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就是地方官方小金库。
所以这时候地方都特别喜欢建国营厂，扶持国营企业，甚至做地区保护，国营厂做某个商品，本地私人企业就别想做起来，外地的同类商品也很难进入本地市场，除非是一些比较大的品牌。
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地区性的品牌，一是因为交通不便，公司很难扩展，二是因为地方官方作梗。
地方花这么大的力气，那是因为他们能捞到好处，这些企业赚的钱都是地方在用。
说句不好听的，地方的领导层分一些也很正常。
因为地方做手脚，地方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按理说给上京的钱也应该增加，但经过地方的运作以后，这些钱都留在了地方，没有给到上京去。
在这个时候，国库是没有钱，年年赤字，也就是欠钱，没有钱存，不像后来，国家有很多钱去支援。
简单来说就是上京这个最高管理层没有钱，但每个地方都比较有钱。
后来我们国家国库是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库，那是因为1994年税改。
1994年正式实施的税改，彻底改变了国内的税收情况，统一税收、简化税制、理顺分配关系、合理分权，保证了上京的财政收入。
1994年税改的时候，国营企业也是重点关注对象，地方再也不能藏富于国营企业，反而要清理这些账目。
国营企业基本都有两套账，一套是真实的，一套是给上京的，上京要拿着账本核查的话，肯定会发现不对。
所以，那一年，无数国营厂改制，从国营变成私营。
在改变的过程中，哪个地方国营厂越多，麻烦就越大，于是就出现了国营企业的管理层倒逼官方领导的情况，企业的管理层要好处，官方的领导只能给，不给的话，那就得出事。
所以，很多国营厂都是被以前国营厂的领导层收购的，这里面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交易。
也是在1994年，税改逼得地方官方放弃了大部分国营厂，改制以后，那些接手的人，基本都是以前的老管理，他们上手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
所以导致很多原本的国营厂工人下岗。
在1994年之前，除了少部分特区，一般的城市基本不会招商引资，都在闷头搞国营厂。
1994年以后，地方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税收的百分之二十五，剩余的百分之七十五都要交给上京，这也就导致后来国库有很多的钱，因为税收都跑到国库里去了，1994年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国库有钱了，上京就可以做大胆的规划，大搞基建、大力扶持私人企业发展、大量购买外债，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但这样一来，地方就没有钱了，而税收主要来源是企业，企业交税多，每多收一百块钱税，地方就有二十五块。
所以，1994年以后，地方为了钱，大规模招商引资，扶持企业，想尽办法让自己本地的私人企业发展起来。
这一切，说白了就是为了税收。
企业要发展，那就要人才，大学是人才的摇篮，基本也是人才步入社会的最后一站，所以地方也就开始重视起教育。
鹏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没有什么名牌大学，后来地方花了很多钱去扶持大学发展，就是为了人才。
1994年税改还做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土地交易权下放到地方，地方除了税收，其次就是依靠卖地赚钱，在1994年前，这个权利是不在地方手里。
这也是后来很多城市为了发展，都跑去扶持房地产的原因，因为地方卖了地，钱都是地方自己用，不用上交国库。
这就是一个连锁因果关系，1994年税改导致地方只能通过税收和地皮赚钱，地方就只能去扶持私企，企业要人才，人才基本都在大学，所以地方就要想办法吸引大学生留在本地，比如对高学历人群开放落户等，都是为了留人。
而张谦修现在要建大学，对于本地来说，吸引力是不够的。
至于给张谦修扶持，就算张谦修给他们一定的“返水”，对他们吸引力也不够，因为地方不缺钱，尤其是对于牛正平这样的一把手来说。
张谦修心里也很明白这个因果关系，他以前对这些不太懂，知道1994年税改过一次，但具体情况他不了解。
现在他看多了书，知道了其中的逻辑；见识也广了，知道其中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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