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队伍的壮大，引起了缅甸政府的高度不安，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但每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每次围剿都让反攻救国军的地盘扩大不少，力量也越来越壮大，成为缅甸政府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也引起了毗邻泰国和老挝政府的极大不安……
“就在这支武装力量在金三角发展地如日中天的时候，传来李弥在美国人策反下要脱离台湾的传言，这引起老蒋的不安，于是借开会的名义将李弥召回到台湾软禁起来，改而任命原李弥的副手老蒋的浙江同乡柳元麟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同时在国际舆论的施压下从金三角往台湾撤了一部分人马，但主力都留了下来。
“柳元麟是个心胸狭窄之人，自身威望不行，结果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五个军的军长都是云南人，他们结成了云南人联盟，联合对抗总指挥，使得柳元麟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
“很快机会来了，多次围剿不得成功的缅甸政府军后来求助于中国政府，中国出动解放军和缅甸政府军联合从北西两面进攻，解放军越境参战。但是缅甸政府也是对解放军的越境参战心有疑虑，虽然邀请解放军参战，却又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红线，那就是解放军不能越过这道红线追击国民党残军。
“这就等于是把老虎关在笼子里，只能起到恐吓作用。不过即使这样，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战果，国民党残军在缅甸政府军的大力进攻和解放军闪电有限度的夹击下，迅速溃败，一、二、四军在这期间被柳元麟借机收编，军长被制服撤换，第三第五军则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柳元麟的控制……
“大战之后，缅甸政府军一面大力追缴残军，一面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到联合国去控告台湾，结果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搞得老蒋十分被动。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柳元麟率一二四军残留人员撤往台湾，宣布脱离柳元麟的第三五军则成为了弃儿，遭到缅甸政府军的猛烈围剿，缅甸人大有痛打落水狗的架势。
“不得已，遭受重大损失的第三军军长段希文和第五军军长李文焕率领残留的三千多人马逃到了同属金三角地区的泰北山区，在那里驻扎下来。这支部队进入泰北山区后，引起了泰国政府的极度不安，视为心腹大患，想围剿之，但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的人，主张安抚收编。
“最后和平派占了上风，经过多年艰苦的反反复复打打停停的谈判，终于在70年代中期，这支走投无路的武装力量宣布放弃反共救国军的理想，宣布集体放弃中国国籍，全部集体加入泰国国籍，效忠泰国国王，做泰国国王的臣民。
“但同时他们并不上缴武器，这也是谈判的结果。他们成立了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实际还是一支武装力量，但这支武装力量必须要服从泰国国王的命令，也就是要听命于泰国政府。其后这支队伍参加了泰国政府军围剿泰国共武装力量的战斗，出了大力，生擒了泰共游击队的政委，也得到泰国政府的褒奖……
“发展到现在，这支武装力量长期拥有一千多人，武器精良，同时，他们的家属则发展到了数十万人。这些人虽然都是泰国国籍，但其实都是华人，其中还有不少人是革期间越境过来的云南知青，我那时候的一起插队的知青就有不少在这里的，他们有的参军，有的做了教师，有的做了医生。”
听老秦说到这里，我不由感慨万千，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次打听到伍德的下落，是不是通过你以前认识的这些知青朋友呢？”
老秦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以前我们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的管辖区域并不接壤，但最近随着我们地盘的不断扩大，我们的辖区已经只隔了一条河，等于是以河为界，这条河也是泰国和缅甸的界河……虽然只隔了一条河，已经成为邻居，但我们双方却并无任何来往，甚至偶尔还爆发一些小的冲突……
“之所以没有成为朋友，一来是在对方眼里，我们是土匪，是毒贩，是危害社会的恶势力，他们自诩为正规力量，不屑于和我们打交道做朋友；二来总司令对他们集体加入泰国国籍特别是参与围剿泰共的行为深恶痛绝，内心里一直带着深深的敌视，多次说这些都不是中国人，不承认他们是华人，也不愿意主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听老秦说到这里，我不由紧张起来：“是不是伍德要挑起一场华人内部两只武装的自相残杀？他在那里活动，是不是想唆使泰北民众自卫队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
老秦没有说话，眉头紧锁。
我继续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岂不是一场悲剧，虽然他们是泰国国籍，但却都是华人，是国民党残军的后代，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老秦狠狠吸了一口烟，说：“我和总司令分析，有这种可能。据我们的侦查人员报告，昨天下午开始，河对岸的对方突然兵力调动频繁，他们沿河布置的兵力突然大增，大有随时准备渡河的架势……
“相应的，我们沿河布置的兵力也增加了不少，严阵以待防备他们渡河搞突袭……现在双方是隔河对峙，稍有闪失或者摩擦走火，就会引起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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