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余天的忙碌，三万移民总算安顿好了，接下来就是全国期待的论功行赏。
出征将士自然有重赏，留守国内的官员和为国出粮出力的贵族、平民也按功劳大小，各有奖赏。
战利的大头主要是奴隶，三万夷人中，只有两千新兵和他们的家人以战功释为平民，总共一万人。剩下两万移民还是奴隶身份，都被分给有功国民。
斗耆国原有奴隶占比很高，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民只有五千多户。平均算下来，每户都能分到三到四个奴隶。
虽然这批奴隶的质量不怎么样，青壮男人很少，但也能劳作，而且数量够多，总价值很高。
各家为此战付出的成本，翻了几倍赚了回来，皆欢喜不已，对聂伤更加拥戴。
那两万奴隶一路浑浑噩噩，还以为自己也和新兵家属一样，可以当平民。结果到了被瓜分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奴隶，顿时哗然。
已经进了狼窝，反抗是不可能的，于是便都哭喊咒骂聂伤欺骗了他们。
聂伤没有丝毫愧疚之心，他在东莱之地说的明明白白，只有立下战功之人和家属才能恢复自由身。其他夷人，依旧是俘虏身份，俘虏是战利品，是没有人权的。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夷人傻，而且他们真的不清楚情况。
移民有数万之众，聂伤当时许下的承诺，只有土罐部的少数人听清了，其他人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知道这个事情的。
夷人见识有限，没什么辨识能力，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大家都可以去斗耆国当平民。
这其中既有新兵家属的恶意误导，也有斗耆军士卒的有意糊弄。总之，所有夷人都信了这种说法，加之一路上好吃好喝，更是确信无疑，安心随队迁徙。
结果就是上了大当，全部怨气都撒在了那个无耻的聂侯身上。
斗耆国人见奴隶诅咒自家国主，都怒了，纷纷上前要殴打这些没有规矩的新奴隶。
聂伤止住众人，招来几十个夷人新兵和他们的家属，当着两万奴隶的面，让这些人把事情说清楚。
新兵面对悲愤的同族熟人，都羞愧的低下头，把聂伤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
奴隶们得知原来是自己听错了，稍微一想就都认为是有内贼故意传的假消息。仇恨、嫉妒之情顿时填满胸膺，又把恶毒之言又都喷到了新兵的头上。
不管怎样，他们的命运是改变不了的。在利刃的威胁下，棍棒鞭子的抽打下，最后都灰心丧气，绝望的等待命运的安排。
一个个奴隶被人带走，跟着他们的新主人回到了新家，从此开始为人驱使的劳作生活。
很多奴隶不甘心，不断尝试逃走。可惜斗耆国地形封闭，还有层层关卡，无数民兵在巡查，几乎没人能逃出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奴隶们慢慢都麻木了，每天除了劳动就是睡觉，悲惨的活着。
不过相比其他方国，他们落在斗耆国算是很幸运了，因为斗耆国的血祭之俗已经淡化了。
国主聂伤用各种手段压制这种行为。现在在斗耆国，血祭是被人鄙视的行为，只有极少数贵族在偷偷搞。所以奴隶们不用再担心被宰杀。
而且斗耆国的奴隶是可以通过立功赎身的。不只是战功，其他方面只要于国有功，比如，情报、技术等特殊贡献，也有可能脱离奴隶身份。
当然，除了战功，立下他种功劳的可能性很小。只能指望男人们立下战功成为平民，然后再赚够财货和主人赎回自己的家人。
消化了三万奴隶之后，斗耆国的国民和奴隶比例达到了恐怖的一比一。而且一大半人都是外来的新人口，老斗耆国民只有不到两万。
这样的人口结构，是非常不稳定，哪怕官府的管理很强，内部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好在斗耆国制度先进，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不论新老国民都有很强的向心力，才维持住国家不散。
而聂伤就是这种向心力的核心，只要他的威望仍在，就没人敢作乱。
为了释放压力，官府大张旗鼓的举行仪式，正式宣布八百参战奴隶解除奴隶身。一些立下大功者，还成为军官，甚至得封领主。
两千夷人新兵也得到了平民身份，和家人一起被分配到了各县乡。
然后又对所有奴隶宣布了立功赎身政策。
有前者作榜样，奴隶们有了希望，不再乱想着造反、逃跑、搞破坏，都把心思放到了立功一途上。这才是最有可能实现的途径。
官府又在刑部设立了奴司，专门处理奴隶相关事务，为奴隶宣讲政策，劝说各家善待奴隶，调解主人和奴隶的冲突，安抚奴隶情绪等等。
如此超时代的理念，自然是聂伤想出来的，放在奴隶社会简直无比违和，也不为人所接受。
但为了局势稳定和未来国策的长远考虑，他一意孤行，强行推行此政策。
奴司的职司十分不讨好，因为对奴隶的姿态太低，态度太好，被国人看不起，奴隶也不理解，不配合工作。可谓官府中最苦逼的部门。
官员本身就是人上人，还多是贵族身份，怎么受到了为奴隶服务的屈辱？官员们死活都不愿意做这种丢脸事情，宁可丢官都不干。
聂伤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硬逼着他们干也干不好。便挑了两个穷苦平民出身的小官和一群平民学生，许以重利，终于将这个机构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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