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风气下，宋学培养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宋代士大夫阶层，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他们不甘心沦为事务官，因此就要与皇帝争权，制约皇权的壮大。
宋朝士大夫整体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朋党的认识上。‘朋党’古已有之，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荀子云：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也。因此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指南的君臣们只认为‘小人有党，而君子无党’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朋党是又恨又恶，讳莫如深。
入宋后，随着士人们地位的提高，对朋党一概贬斥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士人提出了‘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对朋党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指出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宋朝士人的朋党观发生了变化，欧阳修更是公然鼓吹朋党的合理性，并以‘尚道’和‘尚利’相加以区别。
随着这种思想的深入，在士大夫们看来，贤明的君主只要能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奴之有术，那么就可以造就理想的政治格局了。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在与‘同道’为标志的旗帜下公开分党派，在朝中争政权以实现自己的政见。从而党争成为朝中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工具，不仅阻碍了社会改革，而且造成大宋政坛持续百年的争斗。
话还得说回来，士人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往往只有相权抑制皇权才能使士人们得以一展其抱负，可又有哪个皇帝甘心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交出，于是士人们和皇帝的明争暗斗充斥朝堂，党争也成了皇帝控制权力的工具。他可以通过支持或打压另一党，取得在朝中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到了本朝，士人集团经过经过靖康之变已经势衰，而一部分士人在女真入侵中的不齿表现也让人寒心，使得皇帝得以对士人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党争，并通过解决冗官和提高武人的地位的方式重现建立起文武并重的新政治格局。与此前相比相权被大大削弱，话语权降低。
此后的十余年中，皇帝通过不断的战争和一系列国策的调整，使大宋得以迅速摆脱战后的衰败，迅速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崛起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国。朝中也形成文武相制政治格局，皇权就成为平衡文武之间势力的重要砝码。而皇帝的文治武功为也其在朝野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无人能挑战其权威。
士人集团受的的教育使其并不甘心沦为配角，在经过最初的混乱后重新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但他们自知不是和武人结为同盟的皇帝对手，那么就只有暂时与武人结盟才能和皇权对抗，联手扑灭了‘让位风波’可以说是他们联合的尝试，那么这次文武一边倒的反对皇帝亲征就可视为共同挑战皇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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