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在赵柽全盘接手后已经过了两年，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两项工作上，一是军事，二是农牧业的发展。
军事是乱世的立国之本，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外不能御敌，内不得稳定。忠勇军和克虏军合并的同时，结合新军制的实施，内部更加稳固，作战训练都步入正轨，而招募的新军也已组训完成，分配到了各军，而讲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也走出了学堂，开始在各个岗位上实习。
先期迁到朔州的军工作坊在王爷强大资金的支持下不但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规模规模也进一步的扩大，从业的人数已达万人以上，达到了年产连珠枪三万支，手枪五千支，机枪千挺，各型火炮千门，子弹二百万发，炮弹五万发的生产能力，不但可以满足中兴军的训练作战所需，还储备足够支持两场大战役的所需。
西京地区丰富的煤铁资源使生产成本大大的下降，几个冶炼厂生产的精铁不但能满足军工生产的需要，还可以支持农具和日用品的消耗及生产。而当地的硫磺矿的开发，使他们不再每年花费大量的资金从扶桑万里转运。
最困难的制造火炮和子弹所需的铜，现在获得的渠道减少，好在赵柽当年储备了大量的铜钱，这都是优质铜，纯度高。他当年是考虑到一旦战争爆发，必然导致交子的贬值，金银铜的兑换比例自然提高，想用来发‘国难财’的，此时只好拿来应急。
而军民两用的相关作坊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他们制造的蜡烛、润滑油、皮具、帐篷及军用食品、药品，受到了各阶层的欢迎，尤其是为了支持农业发展，而生产的各式马拉播种机，收割机都是供不应求。但是他们生产的香水、玻璃制品等奢侈品很少在本地销售，都卖给了那些老外，赚取真金白银了。
历史上的动乱往往都是饥荒引起的，饥荒引发叛乱，反过来，叛乱又破坏秩序，秩序一乱，种粮食的人也就少了。这样便是恶性循环：越乱，越没人种粮食；越没人种粮食，越乱。往往为了吃饱，因为饥饿揭竿而起的义军狠，官军同样也狠，双方都疯狂抢粮，最后吃光了粮食，吃光了农民，最后部队内部互相残杀，吃自己人的肉，那是何等惨烈的场面！
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粮食不仅是日常必需，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所话说‘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如果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谁会陪着你玩儿，不造你的反就很对得起你了。
因此赵柽一接手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耕种，这个有他们开发河中的经验，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不但稳住了人心，也掀起了农业开发的热潮，而大量先进农具和马耕的推广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可以开垦更多的荒地。
他不但号召农民多开垦，而且在保证军事训练的前提下，让军队也加入了屯垦的行列，以减少消耗。只一年，西京地区就增加耕地二十多万顷，粮食基本实现了自给有余。今年他又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植力度，提倡精耕细作，栽植桑麻，同时开始进行棉花大面积种植的实验，这两个月如果没有大得灾害，已经是丰收在望，将自己的粮仓填满，也可以让关停了一年的酒坊开门了。
现在西京维持着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必然需要大量的战马，而战马并不是随便拉过来一匹马就可以成为战马的，其中是非常讲究的。一个马群中到底能有多少马可以用作乘用马呢？严格的说，不多！连半数都不到，再好的马种、马群，也大体如此。
而这也是中原农业民族骑兵战斗力低于游牧民族骑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原地区能养马的地方太少，挑选战马的余地小，质量自然就不能那么严格了，基本属于乘用型马供战士骑用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那么多讲究。赵柽的军队发展就经历了这样的曲折。
在襄邑时，赵柽虽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培养出的战马质量却并不如人意，可当时就这个条件。即使占领了河中，缴获了西夏不少战马，但是依然难以满足，还需要从回纥购买优良的战马使用，直到控制了西京这种局面才得以缓和。
这是因为战马与人一样，年龄制约其体力和能力，由此服役时间是有限的。马的寿命一般为二十五至三十岁。三岁时为成年，经过训练可以骑用；八岁左右，体力、耐力、敏捷程度进入最佳期，这种状态可延续到十四、五岁，这是战马的黄金期；随着战马年龄的增加，各项功能逐渐下降，随之便减低应付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的能力，正常情况下十八岁便应退役。
可这些只是指正常的情况下，战马因常年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很难保证饲养、管理到位、役使得当，从而损伤健康，而受伤更是难免。尤其是在长途行军，特别是急行军、强行军、昼夜行军，战马得不到足够的草料、清水、休息，还要负重而行。而马又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心理，并行马总是越走越快，谁也不肯落后，即使气力不足，仍不愿减速，更不愿停止。如果仍加鞭前行，很容易倒毙，因此在长途急行军，火速传递信息中，战马损耗难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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