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13日，国会就“保护费”事件召开听证会，虽然最后结论还要表决是否接受，但有关小道消息已提前流传出来了：“……捕风捉影、查无实据，建议停止调查”。共和党人虽不满意也只能接受这观点，能查的人都查了，能看的资料也都看了，能想的法子也都想了，没有丁点有力证据，怎么定罪？而且杜鲁门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无可挑剔，比共和党还共和党，大家一句话也没法指责。
“诸位，在召开会议前，我们先来听一个年轻人讲讲他的亲身经历……”参议院议长介绍道，“他叫约翰-肯尼迪，在一艘PT鱼雷艇上服役并担任舰长，参加了几个月前的佛得角战役，奋勇作战但不幸被裹挟后沦为战俘。在战俘营中他没有放弃，一直寻找逃脱机会，最终九死一生带着9个兄弟逃离了德国人的魔爪，逃亡途中为掩护同伴而故意引开追兵，身中3枪却侥幸未死，最终带着同伴安全逃亡并辗转回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位英雄！”
所有人都热烈鼓掌，有几个民主党议员在私下打听：约翰-肯尼迪的名字有点耳熟，是不是就是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
老约瑟夫和鱼雷艇上的其他官兵缓缓把担架车推入会场，肯尼迪的伤势好得很快，勉强已能坐起来，但演讲效果怎么能有躺着好呢？众人合计后决定推担架车出场。
果然这副架势出场后掌声更加热烈，很多与约瑟夫熟悉的民主党人甚至还站起来挥手致意，现在大家确信这位肯尼迪就是老约瑟夫的儿子，镁光灯下的老约瑟夫神情有点儿拘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越狱真相是什么，但他绝不能说，死了都不能说！
“很抱歉这样子与诸位尊敬的议员见面，本来我应该将伤养得更好些再来汇报，但我几个月来的所见所闻使我压制不住急切的心情，听到对特纳将军指控后这种紧迫感尤其深刻，我的荣誉感、我的使命感以及我的信仰都促使我尽可能快的把有关情况报告给各位。”
约翰-肯尼迪喘了口气，慢慢说了起来，身为哈佛大学高材生，素以美国总统梦为己任，又在高层政治圈子里耳濡目染了这么久，他的演讲水平当然非常理想。
“我为海军服役的时间不长，唯一一次实地作战经历就是担任PT-189号鱼雷艇舰长在佛得角群岛作战，在那里我的鱼雷艇损失了7个同伴，5个死于德国人的S艇攻击，还有2个……”肯尼迪的口气很差，声音中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愤怒，“死在叛变的陆军3师、5师手中！”
“嗡”地一声，人群议论纷纷、开始交头接耳。
“我不止一次听长官说，岛上德国守军只有5-6千人，我们上去了2个老资格的陆军师，同时还有大量军舰、飞机提供火力掩护，应该说准备非常充分，优势完全在我们这里，我起初认为这场战斗很快会以我方全面胜利而告终，但期待中的胜利迟迟没有来到，德国人防御很顽强、他们的飞机和S艇部队打得十分凶狠，陆军伤亡惨重却始终拿不下来，特别是层出不穷的夜袭更让我们损兵折将，5个同伴就死在一次夜袭里，我都不知道原来仗还能这么打……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基层军官看到的情形，很不全面，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是最后撤退时刻的情形……”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佛得角打得怎么样大家其实都知道了，现在众人最关心也最模糊、最混乱的就是最后时刻的情况。
“撤退命令下达得很仓促，长官告诉我德国舰队从纽芬兰方向扑过来了，已先和舰队干了一次，实力很强，我军不敌。如果再不撤退，有可能全军覆灭在佛得角——不仅是舰队，也包括已登陆的地面部队。所以上级安排主力舰队先行撤退，我们这些辅助舰艇，包括鱼雷艇、护卫舰、几艘驱逐舰和一些货轮协助陆军撤退，只要人撤退即可，装备、辎重一律丢弃。
当时佛得角上陆军至少还有1.4万人，而所有能撤退的舰艇加起来最多只能提供7000-8000左右的撤退容量。我问长官怎么办？他沉默很久，告诉我说，相信陆军会挑选好人员撤退的，我的职责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接纳撤退者。为实现该目的，我们扔掉了舰艇上所能扔掉的一切，为的是尽可能多的腾出空间装人，哪怕多一个也好！
但令人万万没料到的变故发生了，登船后的陆军居然叛变，他们用枪口对准我们，说海军待他们不公，他们要投降德军搞阵前起义，有两个同伴与他们理论并试图反抗，结果惨死在汤姆逊冲锋枪下——我从不知道陆军居然会对海军开火！不光是我们，很多舰艇上都发生了交火，死在陆军手上的海军官兵没50个也有40个！我们最终全被裹挟着成了德军俘虏。
我曾经哀求过他们，你们想投奔德国人我们不管，我们不想当俘虏，放我们走吧。对方不肯，吼道‘不行，海军抛弃了我们，我们不会让海军好过！’最终所有在场的舰艇，大概总有上百艘各类舰只全被陆军押解着送给了德国人，更让我我愤怒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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