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高敬亭说起了进入皖中后,首战蒋家河,歼灭鬼子一个小队的事情,说那个时候第四支队一路走来,到处都是难民和溃散的国军。他觉得不打一仗、阻止小鬼子疯狂进攻势头的话,整个皖中地区就会成为日军的占领区。于是决定打几仗。首选就是蒋家河,此战结束后,到五、六月份,又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光是炸毁日军汽车就有100多辆。
听完高敬亭的报告,刘一民拉着高敬亭就在大院里散步谈心。
高敬亭是黄麻起义时的老红军,意志坚如钢铁,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又养成了他比较独断专行的性格,而刘一民是在湘江突围时参加红军的,资历比高敬亭浅的多,按理说。以高敬亭的性格是不可能和这么年轻的刘一民谈的这么愉快的,但事情就这么奇怪,两个人还真的谈的很愉快。
当然,刘一民对高敬亭也没有客气,对他在大别山搞肃反扩大化、误杀同志的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是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伤了同志们的心,害了个别同志的命。说的高敬亭一口恶气没处发作,竟然照着院子里的树木连踢两脚。
刘一民询问了董必武到四支队视察的情况,高敬亭认真地报告了一遍。
刘一民点上一根烟,又扔给高敬亭一根。让他点着,然后边散步边慢悠悠地说:“敬亭同志啊,红军也好,八路军、新四军也好,都要珍重每一个同志的生命。我在红十八团时期就强调过,我们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枪炮弹药和金条银元,而是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到了红七军团时,也就是进入陕西后,我们就成立了军事法庭,一个同志是否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处罚,由我们的军事法庭说了算。犯错误的同志不服军事法庭判决,还可以向中央和总部申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误杀,二是形成一种军法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和激励战士。我们教导师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兵强马壮的队伍,与这一条有很大关系。我军没有当逃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即令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可以有申诉辩解的机会。在我们教导师,谁都没用权力随便枪毙人,当然,遇到临阵脱逃、叛变投敌的除外。我可以告诉你,从红十八团到教导师,我还没有枪毙过一个干部战士呢!”
高敬亭有点苦涩地说道:“刘师长,你是不知道,在大别山的时候环境太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叛徒,叛徒的危害又那么大,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并不是我喜欢杀人。”
刘一民猛地一转头,两眼直视高敬亭:“这不是肃反扩大化的根本理由。”
高敬亭摇摇头:“刘师长,我真的没有其它想法,我就是怕别人当叛徒。”
刘一民说道:“敬亭同志啊,你说的可能是实话。但是杀来杀去都杀的是自己同志,你想想,这些同志从当红军那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结果没死在敌人手里却死在了自己手里。如果换上你,你说死的值不值?再说了,肃反扩大化,很容易把不同意见的同志给杀了,那红二十八军岂不是成了你老高的一言堂了?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高敬亭哑口无言,脸上青筋直蹦。
刘一民又点一根烟,吸了两口,说道:“敬亭同志,**不是靠一个人就行的,需要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的人来共同奋斗才行。作为四支队的司令员,我觉得你最主要的任务也就那么几点,一是打仗,这不用说了。二是发展壮大我军,越快越好。三是开创根据地,建设根据地,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跟着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干,这一点非常重要。”
高敬亭点点头,请刘一民继续说。
刘一民自然不客气了,接着就说:“从你汇报的情况看,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立新四军四支队后,又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非常了不起。这些我会如实向中央报告的。敬亭同志,你比我参加**时间早,斗争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干工作得讲策略,得注意团结,只有团结同志们一起干才行。有什么事情要及时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听听项书记、叶军长和陈毅同志的意见。如果你们在战略上意见有分歧的话,要及时报告中央,按中央的指示办。实在不行,如果信得过我,也可以向我报告,我会及时向主席报告,并帮你们出主意的。总之,要和叶军长、项书记他们多沟通,和其它部队多联系,互相学习。”
高敬亭听后,有点触动,跟在刘一民后面,听他谈军事形势。
刘一民告诉高敬亭,日军下一步很可能向武汉发动大规模攻击,最后会形成武汉会战。目前,皖中根据地势头不错,但是长远看,将来会和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四支队应以主力迅速东进,创建皖东根据地。将来整个新四军主力都要东进,老呆在皖南有什么前途?
谈到后来,两个人干脆出了院子,到骆马湖上去,架了一只小船,边欣赏骆马湖风光,边继续探讨。
此时,天近傍晚,一望无际的湖面上,水鸟迎着晚霞起飞、翱翔;清澈见底的水中,游鱼嬉戏。芦苇、水草就象水墨画中的风景一样,在晚风中轻轻飘摇。间或有一艘两艘渔船满载而归,船上想起渔民粗狂的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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