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会面时，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一支奇特队伍的正在黄土丘中穿行，这些人中大都穿着国民党军服，还有部分人穿着长袍马褂，最引人注目个穿着全套西装、戴礼帽，肋下夹着黑皮包，活脱脱一副上海小开打扮的青年人。
这支队伍很安静的在山野间行走，除了偶尔有几声骡马的鸣叫和马夫们的吆喝，其他再也没有声音。护兵们拿着枪走在队伍的前后，他们的目光不时扫向四周，裸露的地表，贫瘠的土地上只有些许小草随风抖动。在延安城门几个东北军军官将他们迎进城内，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自然。
从延安到西安，这支队伍在不断的缩小，不过上海小开却始终走在队伍中，在他身边的却还是那个马夫。
在西安城外，严重缩小的队伍被东北军迎进了七贤庄，在这里他们换上了统一的东北军服，唯一例外依然是那个小开。几天后小开与两名青年一起登上去上海的火车，小分队彻底消失于茫茫人海中。
1936年的冬季早早降临上海，人们匆匆换上了皮袄棉袍，大街上的色彩变得单调了许多。但法租界是个例外，这里似乎移植了法国的浪漫和时尚，从各种时装店出来的男女让色彩变得丰富了许多，他们穿着的是巴黎来的各种最新时装。
沧州饭店在上海算不上大饭店，不过因为十几年前泰戈尔的入住而名声大振，成为外地到上海打拼的文化人入住的首选饭店，跨入饭店大堂一股书香即迎面扑来，四壁悬挂着各种名人字画，为客人提供休息和等待的区域的一侧居然还有一排书橱，这种浓烈的文化气息，将侍者门童都熏陶出一丝文化味。
整个饭店充满文化人那种淡定与从容，就算是在三楼客房里看报的陈立夫此刻也有这种心情。
“立夫，你看他会不会来？”陈立夫身边坐着看报的长衫客合上报纸，看看手上的表问道。
“当然会，”陈立夫头都没抬，依然关注的看着报上的消息，口中悠悠然的道：“他们的形势很不好，要么与我们和解，要么就去苏俄，要不是日本人逼得太紧，委员长才不会与他们坐下来谈判。”
“杀了十年了，可结果还是只能坐下来谈。”长衫可有些感叹的摇摇头。
“此谈判与彼谈判可大不一样，淮南兄，”陈立夫笑道：“这是我们强势的谈判，与十年前可有天涯之别，十年前他们多嚣张，现在他们得老老实实的按我们的条件办。”
张冲（此张冲非云南张冲，字淮南，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怀疑的摇摇头，今天他们是在这里等中共的谈判代表。
日军全面入侵长城之后，蒋介石开始采取步骤与共产党实现和解，陈立夫成为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人，陈立夫打算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取得联系，因此他与张冲在去年出使欧洲，打算经德国秘密去苏俄，可惜事情败露不得不中止行程回国。
回国后，陈立夫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匹兹堡校友曾养甫，曾养甫通过他的同学谌小岑找到左宗棠的后裔、南京《扶轮日报》的编辑左恭，左恭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有联系，他向临时中央传达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后，临时中央派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与谌小岑谈判，但临时中央与中共中央已经失去联系，为此他们向曾养甫提出派人去陕北，曾养甫同意兵帮助他们取得通行证，临时中央于是派张子华和董建吾陕北向中央汇报。不过曾养甫犯了个错误，他没有派人护送他们。张子华和董建吾在西安时，正值陕北雨雪交加，交通受阻，于是他们以财政部官员的名义向张学良求助，他们拿出孔祥熙的手令要求张学良送他们去苏区调查当地财政。这个理由无疑是可笑的，张学良立刻通过南京查证，很快就得到消息，这两人身份特别，可能是国民政府派出的密使，便用飞机送他们到延安，不过这一下，张学良边开始放心大胆的与共产党方面联系了。
董建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依靠这个身份他成为陕北与南京方面的联系人。不过好景不长，阎锡山很快得知蒋介石与中共有联系，他正与东征的红军在山西打得不可开交，为此他急电蒋介石质问为何要与红军勾连进攻山西，于是蒋介石中断了董建吾这条线，但暗地还保留张子华这条线。
与此同时另外一条渠道也取得突破，那就是莫斯科渠道，邓文仪在去年担任驻苏使馆武官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取得联系。邓文仪很快就通过苏俄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进行了会谈，不过让邓文仪失望的是，王明明确表示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回国找中共中央，不过他同意派特使去陕北，这个特使就是贵州离开红军的潘汉年，邓文仪让潘汉年回国后与陈果夫联系。
五月潘汉年到达，在香港给陈果夫去信，陈果夫收到信后派张冲去香港与潘汉年会谈，然后两人一起到南京，到了南京后陈果夫梦没见潘汉年，而是让曾养甫告诉潘汉年，你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的代表，不能代表中共中央，最好去趟陕北见见毛Z东，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于是潘汉年又到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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