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情报局召开的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在博铺召开了。与会的机构包括：商业部、宗教办和“两教”负责人、黎苗事务办公室、政保总局和两家驻外站人员：广州的代表是张信，雷州的代表是谌天雄。琼州的林佰光也回来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在博铺召开――就在邬德自己在造得私人别墅里。第二次全体大会之后，为了避免被元老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他把别墅产权上缴给了办公厅。因为这个地方即清静又隐蔽，而且不像在百仞城那样引人注目，就成了专门召开小规模秘密会议的好地方。
情报工作方面的问题，执委会早就认为需要一次大规模的整合清理。首先是肃清政保部门对情报系统的插手，其次是把现有的系统进行整合，避免政出多门的局面。
现代人对情报很敏感，几乎每个部门都想搞自己的情报组织或者干脆自己充当情报组织。连农业委员会这样的部门也在打报告，要在天地会系统内搞红花会――一个一面充当小商小贩游走乡间一面进行情报搜集和宣传鼓动的机构。总参也在打设立总参情报局的主意……
这种全民搞情报的狂热情绪必须得到纠正。对外情报局正好是执委会浇到各部门头上的一盆凉水。
在这次情报会议上，明确了对外收集情报由对外情报局负责，一切对外情报活动必须经对外情报局规划备案。各部门不得未经报备擅自开展对外情报活动，同时重申，任何部门不得擅自设立自己的情报组织，编制专项人员。
在情报工作统一指挥的前提下规定所有情报的汇总分析工作由对外情报局负责，各处收集的情报必须首先递交给对外情报局，由该局进行情报的汇总分析，再进行分发。
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中的重头戏，甚至也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工作。过去各部门自行收集到的情报除了政保总局之外，大多不做分析直接抄送上去。抄送的对象一般是执委会和“可能有用的部门”。后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比如广州站收集的广州每日市场商品零售价电报－－收件人都是执委会。执委会收到之后这份情报的抄送对象就比较模糊了：商业部、外贸公司、合作社甚至农业委员会和民政委员会理论上可能都需要。
办公厅出于负责的考虑，就把所有可能有需要的部门全部都抄送一份。不但浪费而且还牵扯到接受部门的精力――这些情报没有经过提炼分析汇总，完全是以原始资料的摸样提供给各部门的――情报判断解释工作就成了各部门自己的事情。主管人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阅读和判定这东西是否对自己有用。有些人懒得过问就直接归档了。
按照王鼎的规划，现在全部情报在分析处进行初步的汇总分析之后，按照情报的时效性和内容进行分类汇编。每个部门向对外情报局提交自己所需要的情报类目，对外情报局根据保密等级再向各部门进行分发。至于紧急和重大情报，直接送到分管该项事务的执委和对口部门手中，以保证在最快的时间段内就能有所反应。
其次是成立共享式的总情报资料库。所有收集到情报资料按类目和日期编成册子专门收存在资料库内。各部门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本部门的秘级直接调看。而不是过去各自归档，变成一堆死材料，非得有心人才会去查阅。
在事务划分上：划分黎苗事务情报属于“内政”类，对外情报局不再插手这方面的情报的收集和整理，该项情报事务由黎苗事务办公室牵头，政保总局和宗教办协助。
对外情报工作上的关键一环：驻外站的在隶属关系在会议上得到了明确――驻外站属殖民地及贸易长官部直辖――过去驻外站的身份一直不明确，有算在情报口的也有算在商务口的，也有算在计委的。归根结底是他们的经手的事情即多又杂，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现在被明确了隶属，各方协调就比较容易了。
会议上作出了驻外站有义务支持对外情报局的各项活动的决定。为了便于对外情报局能够有效的指挥驻外站，所有驻外站的站长都要兼任对外情报局情报站站长的职位，和对外情报局局长形成事实上的上下隶属关系。
这么一来，广州站的郭逸，雷州站的文同就成了对外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以后每一个成立的驻外站，都有搜集当地情报和支援对外情报局活动的义务。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可以把具体的情报事务交给站里的其他元老来负责。
除了驻外站之外，宗教办也被指定为对外情报局的“重点协助单位”，特别是张宇辰的“新道教”，各方面认为有极大的情报渗透价值，特别是谌天雄，他提到徐闻的邹和尚庙这个地盘就很合适“新道教”用来做据点，即可以作为传教基地，又能当情报站。
刚从三亚开发区回来晒得黝黑的张宇辰对这个提议非常热衷。他提议“新道教”准备和对外情报局进行紧密合作，他愿意把正在准备中的“新道教”的“道生培训班”的毕业生贡献出来，做传教和情报的双重培训。这样道生们一旦结业，向大陆拓展的时候就会成为意识形态和情报工作的双重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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