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萨米思”和“伏尔基知识”，我急切的想要知道。
斯特凡说：“这是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因为希尔达马上就要来了。我只回答你前一个问题的最后一部分：巨额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力，是当代统治阶层所不需要的。
一千二、三百年前，当时的社会，仍然处于科学精英的统治之下。“权力”的概念包含了一些惩罚、强制、胁迫等内容。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财产纠纷，就像现在一样，几乎不存在。事实证明，实施私法和私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但是，公民与政治权威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仍然需要由那些社会精英，根据时代的发展，制定一系列高效的制度来界定。最终，几个世纪过去后，任何形式的强制和惩罚都取消了。
这种社会政治现象，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发生在旧时代的早期（旧时代，开始于公元2396年，持续986年，直到公元3382年）。科学精英们凭借富足的经济条件和对下一代成功的教育，来实现这一目标。“服役”时间在那时是20到30年，但不存在任何借债或盗窃现象，因为没有人缺少任何东西。”
我还问斯特凡求证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出事时碰巧听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安德烈亚斯·诺瑟姆出事时听到的。我想知道，即使是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当局是否只考虑技术和医疗因素，而不考虑任何责任风险的因素。
“正如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这就是教育的意义所在。首先，现在发生车祸或其他类型事故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林森（一种以发明者名字命名的私人交通工具）的司机也会活着，就不必追责了。这样的可能性就完全排除了。”
斯特凡告诉我，现在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今天的人，“不会做错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发自内心尊重，这种尊重从小就植入了他们的心中。
根据目前的“伏尔基认知”，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关于生命、情感、爱情和神圣的人类苦难、崇高理想的伟大精神存在，所有这些都是萨米思的投影。
斯特凡说，现在的人们，对细节的关注和远见卓识，有时会达到夸张的程度，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非常小心地呵护“整个内心世界”，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道德上。这些人发自内心地遵守“爱你身边每个人”的戒律。
斯特凡继续说：“对于极为罕见的非法生育，也是如此。”政府不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意的，人们对人口制度的尊重，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这些问题上，统计数据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如此低的非法出生率，不会影响或干扰人口更新过程或生活节奏，哪怕是一点点。
强制和惩罚已被内法制度取代。真正文明的人，有“内在文化”的人，不会做错事。即使你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让我们来看看“注册生育”的问题：如果你在数百万的年轻男女中搜索，你找不到一个人会试图逃避它！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的领导人和教育工作者，反而要对那些囿于健康问题，而暂时不被智慧中心接受的少数孩子，展开适当的指导和宽慰，以化解他们的自卑感和无端的愧疚感。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因为他们生病或残疾，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同胞的负担……”
他再次强调现有机构的简单性，斯特凡向我保证，除了那些涉及“注册生育”、人口甄别和交通管制的机构外，没有其他机构。
斯特凡说，在个人的神圣充分的自由下，人们总是自觉地把个人的自由和自我约束结合起来。如今，没有人能阻止你到世界的另一边旅行，去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相信你认为合适的方式。从最基本到最高的教育——丹麦人、“寺庙”、瑞根斯威奇、剧院、公园、海滩、博物馆、医院、各种机构、散步、购物中心、滑雪场、乡村、健身中心和各种体育运动，所有这些你都无法想象，对我们开放，尤其是对19岁以上的公民。在‘分配’方面，统计数据的帮助也是奇迹般的：它们在供需之间保持平衡，通过监测全球所有需求，并作出早期和准确的预测，使一切变得丰富。”
我问他，缺乏任何形式的强制执行，执法者如何开展他的工作。
“他们的作用更像是一个监管角色，”他回答说。“这与其说是政治权力，不如说是一种责任。而另一些人则会以新一代的技术应用为例，来决定新一代产品的生产方式，从而决定新一代产品的生产速度。然而，他们并没有侵犯个人生活，几个世纪以来也没有处理过涉及个人的案件，没有必要这样做。在过去，有时他们不得不干预，而那时他们有真正的权力。比如说，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人‘生育能力太强’，他们会原谅任何违反优先顺序或孩子数量的行为。”
我情不自禁地告诉他：“你谈到个人自由，斯特凡，但你似乎忘记了你非自然的人口限制……”
“因为，正如我告诉你的，这些都是一般规则，不是针对个别案件的干预。根据这条规定，那些迫切想要孩子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轮到他们。别担心，每个人都有权生孩子！这样做的目的是满足目前人口结构的“更新率”，这样下一代的人口数量不会超过整个地球的当前一代。基本上，这种限制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为了人类的利益，这是一个秩序和理解的问题。”
“在我这个你称之为野蛮的时代，我们更接近自然和个人自由。”
“当时的需求并不那么迫切。此外，地球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反过来又在人口方面产生了相应的竞争。在过去，人口过剩的危险急剧增加。在那之后，世界急需监管。而现在，由于监管的结果，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再关心人口数量，而是质量的问题。在你们的时代，战争和流行病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世界人口平衡；每天都有人死亡，有人出生。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种“解决方案”早已过时。我们有什么选择？如果我们停止跟踪人口统计指标，所有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应用，只能在短时间内维持国际社会的这些高生活水平，最终也无法阻止其下降。”
就在那时，据我所知，希尔达拿着一束花走进房间。斯特凡突然不说话了，不久，我们换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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