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藩虽然是高度自治，但法理上仍然属于大唐的一部分。
最后才是外藩。外藩不是诸夏，不属于华夏联盟，更不是大唐的一部分，只是属国而已。除了外交和战之权，大唐一概不管，只要履行称臣纳贡，岁岁来朝的义务就够了。
内藩可以和皇室通婚，但不许和亲藩、外藩通婚。外藩不可和皇室通婚，也不可和内藩、亲藩通婚。
这就是大唐后世津津乐道的说的“三藩制度”。
六国使臣听到大唐皇帝的回答，也只能表示感谢。起码，大唐能保证他们不被别国入侵。
李洛这么做，当然是别有用心。他“保护”六国不被侵犯，其实是杜绝了后世六国统一的可能性，让天竺中部和南部，永远处于分裂状态。
接下来，六国使臣同意，每年来朝纳贡。较大国每年敬献牛五万头，较小国每年敬献牛三万头。连续献牛十年。
这十年，每年再敬献黄金一百斤，算是敬献给皇帝的金花钱。
十年之后，耕牛不用再敬献。各国每年贡物改为黄金三百希尔（900克），加白银三千希尔，还有特产九种。
大唐不会回礼。因为大唐的回礼就是唐军的“保护”。这就是战场上输了战争的代价。
等于说，皇帝每年多了好几十万两白银的进项。
最后，六国使臣当殿签下了国书，算是代表其国，正式尊大唐为宗主国，成为大唐外藩。
史称《洛阳和议》。
《洛阳和议》除了规定称臣纳贡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条款。比如规定：
大唐与天竺六国持续半年之战争情势，正式宣告结束。自今日起，达成合议。
天竺六国一次性赔款唐军军费黄金一万希尔，白银十万希尔。
唐军释放天竺联军俘虏八万四余人。但天竺六国需要支付粮食五十万石，补偿俘虏消耗的口粮。
唐军有租用沿海各国港口为军港的权利。
唐廷在各国设置使馆，在各国拥有使馆区一方里。此一方里使馆区，等同大唐国土，天竺人不得擅入。
唐民在六国犯罪，一律以使馆使臣按照《大唐律典》处置，六国有司不得审判之。
唐商货物入境，只征收百分之五商税。
…
天竺六国使臣完全没意识到这些条款的厉害之处，都觉得没啥大不了。让他心疼的，主要还是赔款和纳贡。
至于什么港口，使馆，商税…他们还真不太关心。
只要大唐信守承诺，不再侵犯他们就行。
他们甚至没有提出在大唐设置使馆的要求。
等到使臣们陛辞离开，满殿大臣顿时纷纷给李洛贺喜。
能不贺喜吗？又是赔款又是纳贡的，都是实打实的好处啊。
至于这不合符仁义…那又如何呢？
百官们的心情很不错。
财部尚书出列奏道：“陛下，再过几天就要封印过年了。按照我大唐财务制度，臣就将洪武五年的财政收支，向陛下和皇后陛下做一个汇报。”
大唐君臣一起竖起耳朵。年底了，收支数目也出来了，钱粮之事谁不关心啊。
“洪武五年，不算新设的穆州源州（吐蕃）和北方诸州，本土二十五州共收农税折合五千六百余万银圆，含粮棉茧。其中粮食三千八百余万石。”
“二十五州商税，两千一百余万银圆。市舶司收的西方和天竺商税，一百八十余万银圆。”
“南洋都护府，农商税折合九百二十余万银圆。恒北都护府，农商税折合一千一百七十余万银圆。吕州（菲律宾）三百三十万、马州（马来）两百二十万、罗州（婆罗洲）人少，只有十七万。这几个地方收的税，七成是粮食，只有三成是金银。”
“大唐银行上缴盈利一百零二万；渔业司上缴二百三十万；矿务司上缴两百五十四万；各地官营医院上缴盈利十三万余；大唐药材官坊上缴盈利十七万余；洛宁商社上缴盈利七十万余；织造司上缴盈利三百八十万。”
“瀛州和暹罗等处十三处金银矿出产折合一百七十余万；大唐印书局上缴七万余；各地官营剧院上缴门票钱五万余。”
“南洋山林水泽出产木材鱼产鸟兽皮毛珠宝，折合一百二十余万。”
“警部收罚款三万余；商部收罚款五万余；司妇寺收青楼风月税四十五万余；”
“最后就是，专营司上缴盐、铁、糖、粮专卖银两千七百一十余万！”
“综合以上各项数目，大唐洪武五年已收一亿四千余万！”
“各项账目细表，财部还在核查统计，几天之后方能进呈御览。”
财部尚书说到这里，满殿大臣都是又惊又喜。
竟然这么多！
足足比洪武四年多了四千多万，相比去年暴增啊！
李洛甚至有些不相信这个数目。
比得上北宋全盛时期的赋税了，而且大唐的税负还比北宋低。
当然，比起蒙元最盛时期的四亿贯钱，还是有差距。不过，大唐银元远比蒙元的交钞值钱，蒙元的四亿贯钞，不会比大唐的一亿四千万银元高多少。
再说，蒙元四亿贯钞税收，那可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结果。不但搞得民不聊生，而且其中很多钱都被地方豪强贵族拿走了，上缴元廷的一半都没有。
为何洪武五年的国库收入，比洪武四年暴增五成？
说起来一点也不奇怪。
一是洪武五年的农业比起洪武四年，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使得农税增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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