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崔秀宁接到关中文天祥的奏章。
嵯峨山义陵工地发现上古大铜鼎后，文天祥不但怠慢，立刻带人奔赴嵯峨山，经过和张志纯、郭守敬等大学者的鉴定，一致认为…就是雍州鼎！
文天祥身为海内大儒，对金石学和考古本就有研究。修建长安城的张志纯和负责关中水利工程的郭守敬，也都是大学者。三人都认定是雍州鼎，那就能确定了。
文天祥等人的奏章中说，此鼎高达三唐尺有余，重达两千七百唐斤，四面。其中一面雕刻的山川地形，很明显就是陇山、秦岭、黄河、渭水，一看就是雍州所有。
加上文字极其久远，更胜商朝金文，不是大禹所造的雍州鼎又是什么？
文天祥还提出佐证，他的佐证来源于李洛从瀛州带回的华夏先秦失传典籍。
已经被解读出来的《夏书》，和《禹贡》内容不太相符，印证了《禹贡》的确是伪作，但两者又有关系。《禹贡》是根据真正的《夏书》后写的。
《夏书》中记载禹制九鼎的记载和详细的《禹贡》不同。相关记载非常简明，只有寥寥五十余字：禹践夏位，因以九大，以作九州。发历山之金，铸九鼎。曰冀、雍、豫…图各州山川于上…
短短数十字，却将九州鼎的来历交代的清清楚楚。
历山在哪？这可是《禹贡》中没有出现过的记载。文天祥说，历山就在河东夏县中条山，南临洛阳，“夏都所在，有夏之居”，那里自古盛产铜矿。也就是是古安邑。
崔秀宁明白，那不就是后世的山西南部的运城嘛，运城就是铜矿丰富的地方啊，是上古铜都，后世还有很多古老的铜矿遗址，而且和洛阳只隔着黄河，是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
这么说，大禹的确有足够的铜，来铸造巨大的青铜器了。
至于说大禹时代能不能具备铸造大型青铜礼器的技术水平，那根本不用怀疑。没道理更古老的三星堆都有精美的大型青铜器，而文化更发达的黄河流域却没有的道理。更别说大禹时代还没有三星堆时代古老。
崔秀宁听李洛说过，后世为何很少发现夏朝的大型青铜器。有个说法是，夏朝不流行贵重的陪葬品，很少用青铜器陪葬。而上古时代铜毕竟属于贵重金属，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很多铜器被融了冶炼成为兵器。
这也能说明，为何后世发现的夏朝青铜器，兵器占了很大比例。而商朝灭夏后，更是将夏朝的青铜器熔铸为兵器，或者改铸成自己的铜器。
这个说法的佐证是，商朝青铜业发达，可却很少发现商朝遗留的铜矿遗址。那么多的青铜器，原料从哪来？多半是融了夏朝的铜器。
而作为华夏象征的九鼎重器，没有被商朝融掉，而是收藏了起来。殷商历史上几次迁都，都带着九州鼎（不然也不会商朝灭亡后被周继承），可见早在商代，九州鼎就是宝物了。
《史记》记载秦国灭周后，带走了九州鼎，除了豫州鼎不小心沉入泗水，其余八鼎应该入秦了。
可这里有一个致命问题，秦国把鼎从洛阳带回关中，怎么会经过泗水？泗水在后世山东啊。司马迁难道搞错了？
司马迁记载秦始皇曾经到泗水打捞，而汉朝皇帝根据秦始皇的举动，也曾到泗水打捞。可泗水明明在洛阳之东千里，为何跑到那里去打捞？
徐福带到瀛州的秦朝典籍，给出了答案！
徐福典籍记载了秦始皇打捞鼎的地方，不是泗水，而是汜水！
一字之差！
徐福和司马迁谁错了？很明显是司马迁错了。要是汜水，那就合情合理了。
汜水就在洛阳附近的荥阳，当时在韩国都城附近。徐福所带的典籍记载，秦国灭周取鼎后，班师时又去了韩国都城附近耀武扬威，对韩国显摆，经过汜水，运载豫州鼎的船只沉没。
这些，都是《史记》不曾记载的重要信息。它澄清了《史记》的错误。是豫州汜水，不是徐州汜水。
更重要的是，徐福带走的典籍记载了秦始皇埋葬剩余八鼎的原因。
剩余八鼎为何要埋起来？
文天祥奏章中引用了其中一句：“数捞之不得，怒。李斯奏，豫鼎沉汜水，而汜水在豫，豫鼎沉豫，岂非天意乎？始皇遂罢之。后，欲以八鼎葬八州山川，以全之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始皇帝数次打捞不到，很是愤怒。李斯上奏说，豫州鼎沉入的汜水属于豫州。豫州鼎刚好沉入豫州的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始皇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不再继续打捞豫州鼎。可是为了弥补缺憾，干脆把剩下的八鼎，全部相应埋葬在各州山川，这样一来，九鼎就以另外一种方式齐全了。
在打捞不到豫州鼎的无奈之下，将剩下八只鼎全部埋葬起来，的确算是一种齐全之法，也是始皇帝的大手笔了。
崔秀宁看到文天祥的奏章，也明白了文天祥的意思。
雍州鼎，是取出来，还是继续埋葬？
要是取出来，可其他鼎找不到，那就是个缺憾。因为有的鼎重见天日，有的鼎还在山川之下，这就是“不齐全”。
可要是不取出来，让所有宝鼎继续埋葬，虽然是齐全了，可发现宝物而不取，也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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