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这种事，下到贩夫走卒，上至朝廷命官，谁都不会觉得多赚一点有什么不好的。特别是当大笔钱财能够自动流入自己的口袋，而且这来源还是合法的，能够抵抗这种诱惑的人就更少了。想当年通判王元也曾是一腔热血要做大明铁面判官的有志青年，但在社会现实的打磨之下，棱角也在做官的过程中慢慢消失了。
如今王元跟海汉合作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银子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到他的名下，而且由他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了。这种商业经营上的成就感与做官有所不同，在王元看来做官这条路终究是有上限的，背景、实力、机遇缺一不可，像他到了目前的职位想再往上走就十分困难了，哪怕有海汉在背后撑腰加持，他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够得着更高一级的位子。
但经商就不一样了，只要操作得当，经营规模可以不断扩展下去，事业范围甚至都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这对在官场上混了半辈子的王元来说实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甚至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刺激。王元如果现在辞官不干了，他从与海汉人交往中所学习到的商业经验，也足以让他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了。
石迪文想通过他去把浙江布政使王畿拖下水，这在王元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海汉人迟迟没有这个动作，王元反而会觉得不合情理。石迪文以前不止一次跟他提过，海汉肯定不会公然入侵大明，但在必要的时候会设法笼络地方高官，以便保证海汉在大明境内的各种产业和收益能够稳定安全。
以王元的职位，自然已经算得上是地方高官了，搁在穿越者原来生活的时代，就相当于是分管某些领域具体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在杭州境内，王元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就算是知府何冠之，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不过对于海汉来说，仅仅只是控制州府一级的官员还并不足以实现长远的规划，各省主管行政事务的布政使自然便成为了首选目标。
浙江布政使王畿能通过王元这条人脉搭上线，石迪文自然是不会放过，不管最终能不能跟王畿谈成合作，但至少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在不行也要留个口子在这边，之后再让施耐德或者宁崎这种擅长谈判的执委跑一趟浙江，亲自跟王畿接触。
当然在此之前，石迪文也特地发电报回三亚，向执委会申请谈判所需的各种特殊条件。要收买省级高官，总得要拿出些能够打动对方的好处才行。而执委会在这方面也给予了石迪文比较大权限，经济方面几乎不设上限，只要石迪文觉得值就行。除非对方提出的条件涉及到海汉今后的政治立场，其他的条件基本上都可由石迪文一言而决。
从执委会讨到了足够大的权限，石迪文这才来到杭州，让王元替自己安排与布政使王畿的会晤。王元办事效率倒也颇为不错，石迪文在杭州只等了一天时间，便已经有了回音，王畿答应在杭州城以北的天目山山脚下一处宅院与石迪文见面。
这个会面地点是由王畿主动提出的，石迪文细细一品，觉得此人果然是有些门道。首先对方不愿在杭州城内以官方身份会面，而是安排在城外某处私人地方，就说明了王畿谋虑颇深，不管海汉这边要谈合作谈条件，那也都是私人性质，王畿所说的任何话也不代表大明官方。其次这地方安排在城北，远离海汉相对更容易控制的钱塘江沿岸，未尝不是没有对石迪文的防备之心。若是有什么突发状况，参与谈判的海汉人必须要绕过半个杭州城，才能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水上，这样王畿就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反应时间。
不过石迪文倒也不担心王畿会跟自己玩什么花样，大明与海汉建交的消息，王畿这个层级的官员肯定已经收到风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海汉发生冲突，也没法跟朝廷作出交代。所以石迪文很爽快便答应了王畿提出的条件，两天后在对方指定的地方会面。
海汉这边需要为这次会面做的工作其实也不少，安全部的外勤小组专门来回走了两趟，确定往返该地点的路线，以及万一途中发生状况，要如何护送石迪文安全撤离的紧急路线。此外其他部门也都要提前做好应付突发状况的准备，特别是石迪文离开舟山之后，相关的工作几乎都下放到归化籍官员的头上，到时候万一联系不上身在杭州的石迪文，各部门也还是得照常运作下去才行。
石迪文只有两天时间来安排这些事情，而且他现在在杭州回不去，工作上的大部分事情就只能隔空安排。好在他从舟山出发之前便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大部分的工作，如今只需要再进行细微的调整就行了。在这期间他甚至还抽空见了几批与海汉有贸易往来的本地商人，谈定了几笔交易量较大的买卖。
石迪文在钱塘江畔的海汉商栈里不慌不忙地会见本地商人，这些情况自然有人回报到王畿那里。对于石迪文表现出来的淡定，王畿倒也稍稍放松了一些，他认为海汉人约见自己或许是跟建交一事有关，要重新核定浙江这边的通商事宜，但既然对方表现得没有那么急切，说两天后就答应了两天后再会面，那王畿也乐得多一点时间来为这次的会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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