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国其他城市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有没有像京城一样，曾经铺天盖地有过那么多的标语？
大清朝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标语的，那时只有告示。
如果追溯历史的话，京城的标语，应该说是起源于“五四”。
尤其是最疯狂的那个时代，京城的上空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牌，标语就是这个城市唯一的装点色彩。
如今，京城最明显的位置已经开始对商业广告相让。
但标语却仍未完全绝迹，仍旧在发挥城市的风向标的作用。
展示着一个都市和性格，勾勒着一个时代的缩影。
1980年的2月底，全国总工会等九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
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不久后还加上了“三热爱”。
于是京城各界为响应号召，所悬挂出的新标语，又如喜上眉梢的彩霞一样遍布了全城，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注脚。
和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这些标语是一种含笑的礼仪，并开始发挥促进和规范社会道德的积极作用。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风貌的进步。
于是在闹市区的车水马龙之间，我们的街头不仅有高耸林立的商业广告牌，又重现了醒目美术字，成了一道经济建设与文明礼貌兼容共进的美丽风景线。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和城市发展的脚步几乎同步。
宁卫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比如说在单位，一方面是他和张士慧的生意状况开始全面复苏了。
3月份，不光烟酒的需求开始缓慢回升，电子表的需求继续高涨。
他们还一连做了两单彩电的交易。
于是收入直线上涨，用句老电影里的话说，可真是金票大大的。
另一方面，因为乔万林帮忙办了尚宝柱和“肚脐眼儿”的事儿，宁卫民和他的关系自然更密切了。
说实话，这次办成这件事，宁卫民其实并没有付出多少实际的东西。
买一些高档烟酒，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但那些东西却不是给乔万林的报酬。
他只是交给乔万林，委托他用来酬谢政工组的东西。
至于他给乔万林的东西其实非常虚，就是一个简单的口头承诺而已。
他告诉乔万林，如果需要什么紧俏物资，千万不要发愁。
尽可以随时来找他或是张士慧，他们一定会用比市价便宜的价钱搞到他需要的东西，帮他解决问题的。
其实宁卫民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因为小气，而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来，正以为认定了乔万林是值得长期维持，对自己非常有益的关系，宁卫民才会不想把每笔交易都一笔归一笔的结清。
要知道，在人际关系学上有个秘诀。
那就是彼此无法算得太清楚，彼此模糊一点，互有一点亏欠，才更利于日后来往。
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想和一个人真正的增进友谊，拉进距离。
那么既然无法无法让那个人欠你一些人情，你就尽量去欠这个人一些人情。
甚至相比较而言，欠别人的人情，反而比让别人欠自己的，还要更划算一些。
因为人情也是一种债务，对谁都是一种负担。
只有你欠了别人的，去接近讨好对方，才显得符合逻辑，能让对方最大程度放下戒备。
而且如果你时常把这份情挂在嘴上，付诸行动。
还能体现出自己知恩图报的人品，更容易获得对方的信任。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这其实就像一个目光长远的商人在自己还不怎么缺钱的时候，就提前找到一家银行，办理了一次小额贷款一样。
事儿办成了，商人自然要对银行行长千恩万谢，但肯定不会以重礼相酬。
而是会时常请银行的行长吃饭，一次次的感谢，一点点加以回报。
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增进关系，不但可以把这种关系经营得更稳定，也是在为真正需要的大额贷款做铺垫。
到了火候，毫无疑问，这个商人必将获得更为巨大的利益。
二来呢，送礼也得送对路才行。
送出的礼物不但要表达出应有的敬意和诚意，而且也得是对方需要的，才能让对方满意。
宁卫民就非常确定，他所给予的这个承诺，应该就是乔万林真正需要的东西。
因为通过几次接触，他知道乔万林并不是个见钱眼开，贪小便宜的人。
更在乎的其实是仕途前程、职位的上升。
尤其乔万林还天天围着领导们转悠，天然就对领导们的生活了解的比较多。
所以他的这个承诺，就可以帮助乔万林在私下里赢得许多领导的好感。
那么一旦当乔万林的职位获得提升，也就意味着他的后台根基更稳当了。
这就是基本的关系循环。
果不其然，乔万林很能领会宁卫民的好意，他对宁卫民用一句许诺做回报，并没有什么不满的。
也并没有试图去滥用这样的便利，给自己赚点儿小钱。
他唯一应用过的一次，就是三月中旬，用低于市价五百元的价钱帮着工会一把手买到了一台进口彩电。
于是，正如当初宁卫民所预计的一样，乔万林真的开始身兼工会秘书的职务了。
工资和级别也正式提了一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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