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蓟镇，石匣营城，南兵公署。
石匣南兵营中军兼守御所百户吴惟贤，朝统领南兵游击将军陈蚕絮絮叨叨地算账道，
“……咱们这样算罢，隆庆二年，戚少保调任蓟镇的时候，前后两次招募浙兵共九千人，万历三年到万历五年，朝廷说要在蓟镇建立浙兵轮班制度，三年一换，在蓟镇设立了三个南兵营，一一对应蓟镇三协，都是单独建制，两班三路共招了一万两千人，加上隆庆朝的九千名浙兵，一共是两万一千人。”
“一个南兵的工食银为每日五分，以一月三十日来计算，折合下来就是每月一两五钱，一年十八两薪饷，再乘以南兵总人数，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在蓟镇南兵身上的支出是三十七万八千两银子——你或许会说这没算朝廷发给南兵的赏银，但是朝廷的赏银是按胡虏的人头算的，上报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把两万一千个南兵都囊括进去……”
吴惟贤这时说话有些随意，并没有对陈蚕以官职相称，陈蚕却也不生气，蓟镇南兵的“单独建制”包括南兵营的指挥系统，虽然南兵被分派戍守各路的各个隘口和敌台，但统领的南兵并不是各路的军事长官，而是受蓟镇三协各南兵营的直接管辖。
而由于建制时的地缘和历史因素，南兵营的各级长官，大多都是由南兵或者曾出身南兵者所组成，不但守备各敌台的千、把、百总等低阶武官多系南兵选充，就连高阶武官，比如对南兵营主官、参将的选任，都是由浙江人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这种垂直管理方式使得南兵营内部武官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亲厚，同乡同城加上并肩作战的经历，让南兵上下自然团结成了一派，此时的吴惟贤和陈蚕当然也不例外，
“我就弄不明白了，朝廷何至于就出不起这三十七万八千两了？”
吴惟贤露出一种迷惑而愤慨的神情道，
“我大哥在广东，来信同我说，两广、福建的海商每年同洋人做生意赚的钱加起来就够养好几支戚家军。”
“即使不提那些海商，我听说，皇上前阵子才又巡视了寿宫，这一座陵还没修完，就花了两百万两银子，够所有蓟镇南兵五年吃喝，就这么大一个国家，哪里省一抿子省不出这三十七万八千两？”
“这军饷欠了又欠，一开始是这个月发上个月的，接着就变成是这一年发上一年的，现在么更不得了咧，直接两手一摊说发不出咧，这不就是欺负咱们南兵是三年轮班制的募兵，不好跟朝廷直接置气吗？”
“要换成卫所边军，或者哪个边将麾下的私军家丁，一个月不发饷就肯定甚么仗也打不了了，要真欠上一年，卫所的屯军和旗军要么早跑了，要么撂挑子不干了，私军家丁要么转投他部去了，要么就地哗变了，你说说啊，九边所有军队里，是不是就数咱们南兵最温驯最好欺负？”
陈蚕听了，一时嗫嚅着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当然他的不知所措成分比较复杂，这一来，是因为他知道吴惟贤的哥哥吴惟忠确实人在广东，吴惟忠是万历十一年的时候，跟着戚继光调到南方去的，他在蓟镇的时候，论军功已经升到了山海关参将，去广东全然是由于受到张居正倒台的波及而导致的“明升暗降”。
这二来，是因为南兵营是处于蓟镇原有的指挥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立组织，朝廷在设立之初，本就有意与原有的北兵体系相互区分，南将与南兵一向被看作一个整体，对上则受到朝廷派遣的总督、巡抚以及总兵官等人的节制。
因此南兵拿不到的军饷，南将也一样拿不到，在欠饷问题上，统领南兵游击将军陈蚕和广大南兵的立场是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吴惟贤可以放心地朝陈蚕抱怨这些话。
“那也不能说是‘欺负’罢，‘欺负’这个词用得太重了。”
陈蚕沉默几许，道，
“北兵的待遇比我们差得多，不信你到外头随便找几个其他军镇的北兵了解一下，据我所知，北军月饷只有粮一石，平均折色是六钱，就这一石粮的折色标准在各大军镇还不统一，最多的宣大可以折色七钱，最少的江东半岛沿海卫所只能折色二钱五分，朝廷在蓟镇养一个南兵的军饷份额，放到江东半岛可以养六个卫所旗军。”
吴惟贤接口道，
“朝廷对南兵的要求是，‘年年如此，岁岁更番，务以三年为率，不许别有变更，若有变乱行伍，违误戍期及赴他处投用者，则必得从重参究挐治’，既然如此，我怎么能弄得清楚其他军镇的士兵究竟是个情形和待遇呢？”
“再者，你这个比较方法也不对，蓟镇的条件能和江东半岛的卫所旗兵比吗？蓟镇守的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四海冶，总共一千二百多里，从北、东、西三面包围京城，再加上戚少保当年在长城沿线上修筑大量空心敌台，理应算得上是九边之中防守难度最大的一个镇了罢。”
吴惟贤所言非虚，朝廷之所以能不吝给予南兵厚饷，不仅是因为戚家军严整的军纪和强大的战斗力，更是因为蓟镇南兵南兵所驻守的敌台，基本上都是地势狭隘、少见人烟的边境，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地区还要长期的驻扎于此，对于远道而来的南兵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艰难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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