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毫不意外地对骆思恭笑了一笑，他知道晚明锦衣卫就好比七十年代的工人阶级，即使确有甚么真本事，起初也都是世袭得来的职位，三辈下来都是旱涝保收，怎么能指望他们去切身理解农民交税的痛苦？
因此朱翊钧决定同骆思恭讲一遍他的道理，这是朱翊钧的可贵之处，在一个完全不需要讲道理的位置上，他依旧能够平心静气地同这个正五品正千户不紧不慢地讲他现代人的道理，
“交税献财同为国捐躯不是一回事，有些人总认为控制百姓、聚敛财富能使得国家更加富强，能使大明长治久安，这是无稽之谈。”
朱翊钧温柔而坚定地解释道，
“倘或朝廷爱民如子，百姓自然愿意保家卫国，何须用漕运聚敛来一再显示皇室威严呢？”
骆思恭显是一怔，尔后连声赞同道，
“圣明无过于皇上。”
骆思恭犹豫几许，见朱翊钧神色柔和，忽又言道，
“只是臣听闻朝廷近年聚敛，皆为寿宫修建之事，臣知国费有经，民力有限，故而多赖于漕运往来，皇上天纵英明，臣微末之言，实不敢扰乱圣心。”
朱翊钧听了也是一愣，骆思恭显然是支持漕运的一派，这话却怎么像是既证实了漕运聚敛过甚，有伤民力，又碍于一些现实问题不敢明说出口，
“骆卿何来扰乱之意？朕心已决，漕运改海运，是势在必行之策。”
骆思恭冲皇帝又抱一拳，随口应了两句恭维话后，道，
“此事但有内阁决议，六部辅佐，臣自不能妄言。”
朱翊钧看出骆思恭是既没被自己的那套理论说服，也不认为漕运改海运能够成功，但鉴于锦衣卫在国家政事上一向没甚么正式发言权，骆思恭又显然不愿意得罪当权大臣，朱翊钧便越过了这个话题，转头说起了丰臣秀吉对大明的威胁。
万历皇帝的定陵，以及后来的“明十三陵”都坐落于昌平天寿山下的一个小盆地中，离皇宫约六十公里的路程。
这段路程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以自驾而言，开上国道高速一个多小时肯定就到了，但是朱翊钧所在的这支巡陵队伍却硬是走了整整两天，其间在巩华城行宫驻跸一日后，到了九月十二日上午，朱翊钧才到达了后世的“十三陵镇”。
十三陵背靠的天寿山麓属于太行山脉，成为十三陵及京师之北面屏障，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当年明成祖朱棣车驾临视，将此地视之为风水宝地。
陵区以常绿的松柏树为主，沿袭南京孝陵的模式，即除神道共用外，各陵都是前为祭享区，后为墓冢区，朱翊钧按规矩率后妃先后拜祭了长陵、永陵和昭陵，这才亲自带着辅臣与在工大臣阅览刚刚建成雏形的寿宫。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坟墓，当然是有原因的。
隆庆皇帝生前没能来得及营建自己的陵墓，结果死后匆匆建陵安葬，不仅陵墓规制偏小，而且陵址也没选好，没过几年就发生地基下陷的现象，这对“事死如事生”的古人而言，自然是一件极其不堪的事情。
于是万历皇帝未雨绸缪，在他青春年纪就开始运作此事，期间四次亲自勘查选址，一次亲阅寿宫，终于在万历十八年大功告成，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十三陵中规模仅次于长陵和永陵的陵寝。
而这背后的代价，则是朝廷呕心沥血，敲骨吸髓地向大明百姓征敛而来的八百万两白银。
如前所言，朱翊钧是一个相当讲道理的皇帝，万历皇帝倾尽大明国库两年的财政收入建陵寝有他的道理，朱翊钧现下要将修陵寝的八百万两白银挪去海运、练兵、西学，自然要想办法将已经讲出去的道理再讲回来。
当然了，皇帝讲道理自然是容易的，即使之前的万历皇帝对修建陵寝一事如此狂热，但朱翊钧相信，只要他一纸诏书，决定缩减陵寝用度，臣下必定欢欣雀跃，将万历皇帝曾经有过的热情抛诸脑后，竭力称赞天子圣明。
可问题在于，现在的朱翊钧不仅仅是要在修建定陵这件事上省钱，皇帝少花钱总是能得到赞颂的，朱翊钧想要的，是要将那修陵的八百万两白银切切实实地掌握到自己手中，这笔钱的数额可比万历皇帝后来命宫中太监到地方四处搜刮的矿税要可观多了。
大明的事就是这样，给皇帝修建陵墓，到处催一催、征一征，拼拼凑凑也能勉强出个八百万，而说到练兵造船，则又尽是百姓冻馁之声。
而若是能省下这八百万两银子，不消说，胶莱河这回肯定能挖通，戚家军和京营禁军也能重新操练起来，倘或范礼安能顺利带回伊丽莎白女王的来信，连和英国人一起扩张殖民地的本钱也够了。
朱翊钧走在新铺的定陵神道上，满心满眼地盘算着怎么把这八百万两白银计较清楚。
单要工部或者负责修建的在工大臣拿出这八百万定然是不现实的，这就像后来的万历三大征，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总共一千二百万两的军费，明廷花八年的时间去凑尚且伤筋动骨，何况一下子让某部拿出八百万两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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