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历来王朝大政，莫不以供奉京师为先。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秦至北宋，各朝代的京师变动轨迹为长安——洛阳——开封这条自西向东的路线；南宋至明清，这条变动轨迹变成了杭州——南京——北京，由南至北的路线。中间的五代十国，可以视为大转向的过渡时期。
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断北移，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漕运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中、晚明时期，以漕运为中心的行政组织网络，使大运河成了帝国的核心血管。由这大动脉延伸出来的物资调运等经济活动以及行政权力的辐射，最终形成京杭大运河政治经济带——为明清两大帝国的核心圈。
后世有学者认为，唐宋以前的运河以中原为主，呈多枝叶形发展，将众多地区联系起来，对平衡调剂经济有重大作用。但元明清三代，运河拉长，经济带线性分布，将帝国中部和西部抛在核心圈之外，是不利于帝国统一的——也算是一家之见。
保京师这一封建帝国的根本政治经济模式，将运河这一水道彻底的政治化，为了维护漕运畅通，历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局部利益的牺牲根本无法和漕运畅通这一政治正确相抗衡。
漕运的畅通，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为代价的。从苏州运一石米到京师，需要耗费两石米的开支。明清两朝，年均向京师运送四百万石米，运费每年即达八百万石。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设立管理职官、差役，修造漕船，设置屯田等等花费，开支极大。
由此巨大的浪费和支出，围绕着运河形成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几乎一直处于被运河绑架的状态。
围绕着漕运的官僚群体和因漕运而就业乞食的人群，形成了强大的一股利益群体。最大的收益群体当然是——运河官僚。他们获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不断制造水灾，兴办治河工程，进而中饱私囊。
所谓“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寝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制，当其事者无不腐败。”有明一代，自成祖以后，历代皇帝实录中每年几乎都有运河决口的记录——无论涝旱。
上行下效，通漕之省大小官员，对名目繁多的“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催缴费、仓储费”利益均沾。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长，也“鲜衣怒马，酒楼歌馆，举百万钱荡而化为灰烬”。
除了这些贪污之外，因为漕运通南北，各级官员差役，多夹带私货牟利。到了明中晚期，这些官员和黑恶势力勾结，发展到隐藏犯法人口，倚势行凶害人的地步——借名阻碍河道，敲诈商民乃至图财害命。
然而，尽管漕运官员多数腐败透顶，但偶尔也能出来一股清流。王宗沐总漕在这个利益团体里，即为奇葩一枚。
明代漕运主官，先为漕运使，后为漕运总兵，最后转文职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监管河道。后来大家嫌这官名太长，一般称为漕运总督或者总漕。
这个官职前面一般加衔为左、右都御史，三品高官。后世有人统计过，明代总漕平均任职时间为一点八八年，还不到两年。嘉靖皇帝在任四十五年，就换了四十个总漕。
为什么？漕运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太多了。总漕的权力范围和漕运总兵、漕运参将、地方州府、河道总督以及都察院、六部都有牵扯，作为专项总督，和这些部门及官员既有合作，又有管理权的争夺，因此很少有总漕能干长远的。
王宗沐，字新甫，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隆庆五年从山东左布政使位置上被提拔为总漕。
这位老兄属于典型的明代精英，半瓶子醋就敢晃荡，就任当年即上奏隆庆帝恢复海漕。他的奏章朱翊钧根本看不懂，特别不懂的内容如下：
“......夫东南之海，天下众水之委也，芒渺无山，趋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龙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可以佐运河之穷，计无便于此者。”
朱翊钧一脑袋问号，不知道这“蛟龙窟宅”和“石气水气相博”是什么东东。其他地方倒是看明白了，但没有任何效益和工作量分析，对海船和内河船的区别提都没提，大意是淮安东边，一直到登州、莱州地区的海域里面海岛多，可以避风，水也浅，可以用来运输漕粮。
和奏章一起上报的，还有这位老兄写的《海运详考》和《海运图》两本着作为附件。朱翊钧翻了翻，图倒也罢了，当代制图水平本来就不高，朱翊钧也不苛求。
那《详考》里面全是元代到永乐年间海运成功的案例，至于怎么干的，船啥样，管理机构怎么运作，翻遍了也没找到一篇，气的朱翊钧直翻白眼。
朱翊钧不知道的是，清代《四库提要》里面是这么评价王宗沐的：“宗沐盖掇拾”《大学衍义补》之陈言，以侥幸功名。不知儒生纸上之经济，言之无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观之宗沐，可以为妄谈海运之炯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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