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年，边防大将蒋贵上疏：“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连大同、宣府这等军事重镇之中军田，被占据的现象都如此严重，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势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正统二十二年，“黄绂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体的地步，可见明中期军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艰辛。
明中期“海内燕安”，各地边军闲来无事，于是朝廷频繁调动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驻防，谁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将士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朝廷各衙门以及勋贵们的奴隶苦工，什么事都要他们去办，尤其是各种工程，不去雇佣工匠，偏让军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轮防，而常常耽误期限，朝廷却仍然不恤军情的对其重罚，轻者前往边塞罚班数月，重者长达年余。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军事制度下，军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变，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卫所相继发生。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佑樘意识到国家正步入衰落，便从经济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孝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宽厚仁和、勤政躬亲、励精图治，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
然而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是积重难返。弘治元年，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便上言“虽解到卫所，随逃者十常八九。”即便经过对将领家臣的清理，却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较于大量兵员缺额，这只是杯水车薪。
到了弘治五年、八年，巡按御史张泰接连上疏：甘州多地田地肥沃之处，均被总兵、太监占据，驻防官军之衣食不足，已经到了动不动就饿死人、冻死人的地步！
此外，不仅仅来京换防的士卒遭到奴役，连同京师“十二团营”京营将士也逃不掉徭役之苦。团营十二万精兵中每年被抽拔做工者多达两万，而且一去便是两到三年，因此连待遇相对于其他边军来说还算“较好”的京营将士也多有逃亡。
因此高务实早就认为，卫所制度不改，兵归将有的体制不变动，这个军事改革换了谁来都没用，甚至让他高务实自己挽袖子上去，也干不成什么事，顶多就是跟李鸿章当年的自嘲一样，做个“裱糊匠”罢了。
可是裱糊匠的工作只能吓唬人啊，他也不是没有做，譬如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就是典型的裱糊匠工作——对他京华集团来说不是，对大明来说肯定是！
据他了解，京华现在给九边各军提供的隆庆二式火枪已经超过十一万多杆，提供的大小各类火炮超过四千门，但是有多少用处，那真是谁都不敢保证。
这些东西在戚家军、李家军、麻家军之类的家丁部队手里肯定是有用的，但如果发给卫所兵，搞不好依然是个烧火棍。
为什么？人家饭都吃不上，打个屁的仗、卖个屁的命！你当是红军战士啊？
瞧瞧这两位科道官的奏疏，“请罢班军工作，令各都司统领官军，随带器械，同原定营军一体操练，如有工程，听工部将觅夫银两雇募，将各军粮盐银两凑齐，虽勋戚边臣不得违禁冒请”。
这说的就是朝廷和勋贵、边臣随意役使军队做工的问题，可见这两位老兄还算是胆子大的，敢把这事指出来。
可是没用啊，这事现在是个死循环：卫所兵缺钱不肯卖力训练和打仗——朝廷觉得卫所兵无能，只能做做公——卫所兵更缺钱，只能做工，更不肯卖力训练和打仗——
没完没了，越来越烂。
高务实此前让朱翊钧清查勋贵田亩，这事朱翊钧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开始干了，成效多少有一点，但也不大，甚至还搞出一点乱子来。
不要误会，并不是哪位勋贵吃了豹子胆敢造反，而是下面的官兵闹了几次骚动。
听起来很神奇吧，皇帝把原先被侵占的军田收回来分给你们，你们居然还骚动了，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还真不是。
因为田分给你了，以前该你干的那些做工、种田之类的活虽然可能不用做了，但你该操练、该去打仗你就得去啊。可是这些人祖宗好多代都不操练、不打仗了，完全成了农民兼杂工，现在让他们去打仗，他们自然既不会、也不乐意喽。
更何况，那些做工、种田的事，说不定还会被“大出血”的勋贵们变本加厉地还回去。
这还搞个鬼？不骚动才怪了。
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总不可能铲除勋贵啊，真要是把勋贵铲除了，皇帝一个孤家寡人，不得被文官集团欺负死？
所以现在这件事也搞成了僵局，不清丈勋贵田亩，接下去的清丈工作就没法做了；清丈勋贵田亩，这些也不知道是可怜还是可恨的卫所兵们又要骚动闹事。
于是这次巡视京营的两位科道官也不敢有什么“搞个大新闻”的建议，别看说了七条，其实说穿了就是在两件事上打转：钱粮和纪律。
但由于他们不敢拿卫所制度来说事，所以高务实只能给出这样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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