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洪武年号本来只有三十一年，最后却变成了三十五年。这样就表示朱棣的“永乐”年号是直接继承自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洪武年号铸造了洪武通宝，中间的建文年号没有铸钱，因此他铸造永乐通宝就可以向世人昭示，他朱棣才是洪武皇帝的合法继承人。
朱棣铸造年号钱永乐通宝，表面上看虽然打破了朱元璋的禁钱令，但在实际的货币流通中，朱棣还是继续推行朱元璋制定的流通使用纸币的政策。因此，他所铸造的永乐通宝钱根本就没有在国内流通使用，反而是都赏赐给了国外的朝贡使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朱棣铸钱的目的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需要。
另一件是朱棣登基之后，立马派出郑和率领庞大的使团出使海外，“通好他国，怀柔远人”。他的目的就是向世人宣告，他才是大明王朝的合法天子。
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他的年号钱来赏赐沿途各国。因此，在郑和的七次航海中，从永乐七年十月第三次开始，所携带的都是大量的永乐通宝钱。这也是朱棣于永乐六年在京师南京，接着又于永乐九年在东南沿海四省大量铸造永乐通宝钱的原因。
大量的钱币撒出去之后，必然会招来更多的朝贡使臣。永乐一朝，仅泛海而来的国王就有四位，其中三位还留葬在了明朝。为了接待朝贡使臣，朱棣又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个市舶司，在京师则设会同馆以国宾待之。另外还设置了四夷馆，负责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些使臣都不会空手而归，而赏赐他们的多半都是永乐通宝。
正是由于铸造永乐通宝的目的就是供郑和船队去海外宣扬国威，以及赏赐朝贡使臣，怀柔远人。所以就导致了它不在国内流通使用，于是在后世，永乐通宝在国内出土发现的数量很少，在明清时期的钱币窖藏中更是难得一见，但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
20世纪70年代在东沙、XSQD的水下考古中，发现了被认为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沉船所遗下的铜钱，其中永乐通宝钱的数量极其巨大。据统计，仅XSQD第一次清理的80706枚古钱中，永乐通宝就有49684枚，占62%；第二次清理的能看清文字的1995枚铜钱中，永乐通宝多达1215枚，占61%。在东沙群岛清理的钱币中，永乐通宝也比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多得多。
永乐通宝不仅在南海的西沙、东沙群岛大批量发现，在环印度洋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随处可见。譬如从肯尼亚、坦桑尼亚到阿曼、伊朗，从斯里兰卡、印度到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大量的永乐通宝钱出土发现的记录。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永乐通宝钱是明朝所构建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通用货币，在中国主导的有等级秩序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深入，大量的永乐通宝钱成了东南亚各国的通用货币，由此开启了永乐通宝风行亚洲的旅程。
而与东南亚地区相比，永乐通宝钱在日本发挥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这是因为在明朝进入永乐盛世的同时，当时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也迎来了足利义满统治的全盛时代，并且还加入了明朝所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
元朝初年，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中日之间断绝了官方往来。后来的朱元璋因为怀疑日本人与宰相胡惟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因此对日本始终保持警惕。中日两国这种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最终是被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于1399年以向明朝称臣的方式给缓和了。
注意，敲黑板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日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向中国称臣，所以这件事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件非同寻常而且颇有争议的事件。后世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右翼人士是很不乐意提及此事的。
那么，足利义满为什么要向明朝称臣呢？当然是为了与中国开展贸易，而贸易的目的则正是希望获得中国的铜钱。
诶？铸钱而已，日本为什么自己不铸造，非要用中国的铜钱呢？
这个问题本来需要从唐宋时期讲起，但这里还是不细说了，简单总结就是八个字：材料有限，技术不佳。
总之最后，随着大量的宋钱、明钱流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货币经济、地租以及赋税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譬如日本由此前盛行的以物易物的实物货币形态，逐渐发展为以铜钱为主要的流通手段。不仅官方和民间的买卖广泛使用铜钱，而且土地、房屋的出售或抵押也多以铜钱形式支付。
另外，日本由实物地租加速向货币地租转化，铜钱成为地租的主要支付手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封建庄园的地租原来主要是通过大米等实物来支付，后来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众多领地分散的庄园主纷纷开始征收货币租税，使用铜钱缴纳地租日渐盛行。
最后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至如今日本战国末期，钱币作为赋税的支付手段在日本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并被用于交易结算。因此，百姓外出都愿意携带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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