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1134年，高宗因为困惑不解而直截了当地向张浚发问：“我和宰相讨论问题，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那么轻易地要求辞职。这是为什么？”
张浚回答说：“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间的不同意见透露出来一点点，论者就会嗅到您究竟赞同哪一边，于是写文章来支持它，并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宰相。在众人的攻击之下，宰相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请求辞职。”
可见，宰相之权，若无君权之支持，甚至只是宰相意见与君主意见相左，便只能请辞。
综上所述，君相关系可以得出三点概论：
其一，朝廷权力并非变量，故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相权制约君权一说，难以成立。
其二，相权之膨胀可为君主之集权手段，相权之膨胀并不能制约君权，宰相甚至可谓是助长君主集权之代理人及替罪羊。
其三，相权需要君权之支持，故所谓相权制衡君权一说，实属无稽之谈。因此，若仅以太祖废相便论明代君权270余年皆为空前膨胀，不可取也。
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太祖废相后，乃至成祖时期，皇权确实有所加强，甚至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达至了历朝历代的君权巅峰。
只是，这其中的缘故并非君权失去了相权的制衡，而是皇帝本人以日夜勤政作为代价，是他不需要通过宰相而直接进行集权的表现。这样做看似使君主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但实质上却极度依赖于皇帝本人的能力。
故当后世皇帝怠惰而久居深宫，无法如太祖一般勤政英明时，其对权力的掌控自然就会大幅减低。这就解释了为何后世君主，尤其如原历史上万历等怠政之君的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既废相一举于后续而言，对君权膨胀与否并无重大影响。故所谓臣权与君权之间关系，乃至臣权与君主专制之间关系，应撇除相权之成分，仅以臣权——即文官集团的权力与皇权之关系来讨论。
那么先从决策权来看。名义上，明代皇帝掌有最高的决策权，主要表现就是所谓的批红。然而，明代皇帝的命令必须经过六部尚书，而其下的六科给事中则有封驳之权，且皇帝命令必须要有内阁票拟，否则即为不合法。
钱穆《国史新论》中说：“(清代)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
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
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
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中也说：“皇帝诏令的起草，诸司奏启的批答，如未经内阁票拟，则被称为中旨、手敕、或‘内批’……不符合正常程序。”
朱永嘉《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同样说：“皇帝诏令的起草，如果未经内阁票拟则被称为‘中旨’、‘手敕’、‘内批’，那就不能算作法定的正规文件下达……票拟成为决策过程中正规的、不可或缺的办事程序。”
往往有论者每见票拟者，便提出宦官批红一事，以证臣权于决策之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宦权为皇权之延伸，故以此论君主之独裁。然则此说并不成立，因为所谓宦官批红，仍需遵循制度，并非可以肆意妄为。
李伯重《明代后期国家决策机制研究》中说：“在正常情况下，凡章奏，司礼监必须奏送御览，大事由皇帝亲批。皇帝的批文要书写在章奏当中，称‘圣批’。
宦官批红与圣批不同，一是宦官所批为庶事；二是批前要经内阁调贴；三是由司礼监的众太监分批，不专属一人；四是要遵照阁票批红；五是批文书写于章疏边旁，仅只作为皇帝做决定的参考。
其中内阁调贴为关键，故宦官批红又称之为‘调贴批’。未经内阁调贴，宦官擅自批红视为非法，六科得以封驳。”
可见内阁——即臣权之一部分，于大明决策之中占重要地位，故从制度或者说习惯而言，不可说臣权恒弱，而君权恒强。
除内阁于决策之中所发挥之影响力，明代但凡遇军国大事，皆遵循“大事必集议”之传统，故以廷议决策。这一点，于明史职官志“六科”中记载的“大事廷议”可知。
所谓“大事”，实际上包括以下事项：一、议立君；二、议郊祀；三、议典礼；四、议封爵；五、议亲藩；六、议大臣；七、议民政。
廷议制于明初，君主凡遇大事，皆会亲自主持并与群臣商议，此时的决策权为君主主导，但臣权亦可于决策之中，发挥一定作用。
到了英宗时期(尤其是早期)，因为皇帝久居深宫，故廷议由大臣主持举行，并且从此成为定制。而大部分的军国大事，其决策皆出于廷议。
在《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对于廷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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