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表奏的最后，努尔哈赤用无比恭谦地语气请求大明准许建州左卫能在鸦鹘关参与马市，亦或者去宽甸堡也行。
朝廷为此事又发生过一轮争议，最后仍然是高务实的建议最让皇帝满意：准许建州左卫至宽甸参与马市，但要求该卫今后必须“奉旨随征”——当我要打仗的时候，你必须出兵相随。
高务实赌的就是一件事：努尔哈赤现在还没掌握“焯晒法”。大明之前在将建州一分为二之后就断了建州左卫的马市贸易，努尔哈赤手里的人参卖不掉，又没有“焯晒法”保存人参，过期只能烂掉，自然损失惨重。
他虽然靠着远征长白山三部的成功——呃，成功了一半(被叶赫等部破坏了，未尽全功)，补充了一点实力，但长此以往显然还是承受不住，因此只能接受大明的要求。
最终双方约定，一旦大明在辽东及辽东周边地区有军事行动，建州左卫需按照大明出兵的总数的一成派兵随征，不过随征人数最高不超过五千。
这个很好理解，意思就是说大明如果出兵一万，努尔哈赤就必须派兵一千；大明出兵五万，努尔哈赤就必须派兵五千；不过再高就没用了，哪怕大明出兵五十万，努尔哈赤还是出兵五千——因为努尔哈赤说了，他建州左卫一共也就这么多兵，总不能连老弱妇孺都拉过去凑数。
不过努尔哈赤虽然答应下来，却也还有条件，这个主要条件在于经济层面。他表示建州左卫如今所辖之地极其偏僻，实在是穷得叮当响，所以万一朝廷真的需要他出兵，他自己只能支撑一千人马的人吃马嚼，多余的随征兵马就需要朝廷提供军粮了。
别看这事听起来好像挺合理，但其实并不太符合大明朝廷征调的习惯。众所周知，连西南土司们出兵随征都是自备干粮的，朝廷基本上是不负责后勤问题的。
比方说当年江西剿贼调动了至少数万广西狼兵，但朝廷提供给他们的粮草也是要算钱的，道理就是土司随征需要自行准备兵甲军粮，朝廷只是看在他们实在携带不便，才准他们以钱换粮——实际上土司们也没钱，大多数是靠打仗赚赏银，再拿赏银买军粮这种方法应付。
总之一句话，西南土司相比女真人来说肯定更加“自己人”，他们都没捞到“吃皇粮”的待遇，你区区一个建州左卫居然想例外？
不过掌握天下财权的高司徒大手一挥，当场就答应了下来，表示如果真有那一天，朝廷“必不饿死尔部一人”，努尔哈赤获悉是高务实亲口答应，这才表示接受。
实际上高务实在这里玩了个话术，他只说“必不饿死尔部一人”，可没说清楚会给什么吃，也没说会让他们吃几成饱。甚至高务实还有个非常“恶毒”的计划，一旦建州左卫将来随征的兵马高达四五千，出征的地方又离建州左卫老营较远……那如果操作得法，没准仅靠军粮就能把人牢牢抓在手里了。
当然，这些都只是先留个后门，到时候是不是真能利用得上还不好说，但有这后门总比没有好，不是么？
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西南方向，刘綎被兵部以“镇守缅甸有功”为由升任镇守四川总兵官，驻地叙州。
这里要解释一下，有明一代的四川总兵很多时候驻地都不在成都府，也不在重庆府，而是在南边的叙州。虽然很少有资料详细说明原因，但其实并不难揣测：成都防卫的重点在于西面，但西面一直比较老实，防卫压力不大，而且大明在川西专门设置了“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有点类似于辽东副总兵，专司这一片区的防务，总兵一般不来插手分管；
重庆府以东有两个较大的土司，分别是石砫宣慰司和酉阳宣慰司，这两个土司不仅老实，而且非常听话，还特别能打。其中石砫宣慰司最着名——大名鼎鼎的白杆兵秦良玉部就是这家。因为这个原因，重庆方面也没什么压力，无须总兵官驻守，因此只设了一个“分巡上川东道管重庆兼制播州副使”。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地名播州，这个播州就很关键了——播州之乱就是出在这儿。播州在重庆以南，名义上由重庆的这位副使管辖。然而播州是个实力既强又不怎么老实的地方，因此光靠重庆未必看得住，于是在播州以西就需要强大的威压存在。
这个威压就是四川总兵官，他的职责除了泛泛而论的全川，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压制东边的播州以及南边的几个土司，如镇雄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东川军民府等等。另外，播州方向还有个遵义军民府，虽然上层设置了流官，但底层还是一大堆小土司、土目，有时候也不是很靠得住。
总之，四川总兵驻扎在川东南方向的叙州，主要职责区也是在四川的东面、南面，甚至要越境威慑贵州。这也是为何当年九丝蛮、都掌蛮造反明明地处贵州，偏偏却是四川巡抚建议启用刘显为总兵出兵剿灭的缘故——此时的贵州以土司力量为主，因此一旦出了事就只好让四川出兵摆平。
高务实之前就已经在考虑让刘綎去四川了，而这一次毫无疑问，把刘綎赶紧调过去是因为明年要对察哈尔动兵。原历史上杨应龙发动播州之乱是趁大明援朝作战的空子，眼下援朝之战尚未发生，但即将和蒙古人决战，谁知道杨应龙会不会抽风？自然要先把刘綎安排到位，以免到时候出了事，又要手忙脚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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