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地方衙门发出“由单”。地方衙门根据户部给予的纳税数额，将本省总的纳税数额进行分割，分配给不同的地方衙门。
各级衙门一层层下发，最后由县衙向具体的纳税人发出“由单”，也就是类似于应缴税务清单之类的东西。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通过这一步实现了将纳税数额进行分配的任务。
第三步，纳税人包封银两。比如某位粮长(注：“粮长”下文再说)在收到由单以后，按照自己的纳税数额，把银两包封起来，并把银两按照相应的办法上缴至县府。通过这一步，纳税人实现了纳税的过程。
第四步，地方衙门把金花银运输到京师。其实地方衙门把金花银运输到中枢的过程，是整个金花银征收过程中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在地方衙门运输金花银的过程中，以往一般实行两层管理制度。所谓的两层管理，就是指地方衙门掌管金花银的文书工作，而具体的运输工作则交代给民间的代理人。
这种代理人其实很类似于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镖局，按现代语言来说可以叫做快递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地方衙门安排纳银数量较多的粮长来承担运输的任务。
到了后期，这种粮长负责运输税粮或者金花银的方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封建劳役，运输的负担逐渐落到平民百姓的头上，具体情况下文会说。
第五步，户部检查核对。在地方把金花银运到京师以后，一般是由户部对银两进行核对清查。如果数额和户部下达的纳税数额一致的话，这些金花银就会被放入国库。从而实现了金花银征收的所有过程。
步骤一摆明就能说清情况了：运粮也好，运金花银也罢，在大明朝一直都是地方衙门的工作，中枢方面只管坐地收货。货保质保量的送到了还好说，只要货没送到，或者货不对数，其责任都全在地方。
京华显然是大明朝最强大的物流集团，在“运输承包商”这个位置上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且收费也相对比较公道，深受各地衙门的信赖。
这种情况到了今年，可能是由于高务实已经坐稳了户部尚书位置，各地衙门或者说各地主官忽然不约而同地开始鼓噪一件事：取消粮长运输制度，全国上下的金花银和实物粮税改由京华统一运送。
这件事来势汹涌，朝廷在一个月内收到七十多封来自于各地衙门的奏疏，清一色都是说这件事。高务实发现，最开始的鼓噪这件事的是江南地区，以心学派官员为主，但到了后来却连实学派官员和中立派官员都开始跟进，造成了现在这种满朝呼声的局面。
按理说，生意上门应该是好事，毕竟京华虽然收费不高，但既然是买卖，就一定是有利润的，何况京华的运输力量本来就强，闲着也是闲着，多点生意有什么不好？
然而高务实却警惕起来，总觉得这件事的背后是有人推动的。而至于原因，则或许是多方面交织形成。要解释高务实这种警惕甚至怀疑，必须先说一下那个具有大明特色的粮长制度。
大明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颁布了《蠲两浙秋粮诏》，首次搞出来一个“粮长制”。该制度简单的说就是朝廷不再派遣官吏收粮，而把征缴重任交给村德高望重的村民，是为粮长。此诏中谕令：“……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
粮长制度首先在浙江实施，后来推行全国，成为了大明的一项重要制度。问题来了，老朱为什么要搞粮长制呢？
其实老朱自己在诏书中说得还挺明白的，搞出粮长制的基本原因出自“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深悯焉”。
元代官场腐败严重，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本来朝廷各种杂税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官吏们又借着征粮中饱私囊，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天然地对官吏带有仇恨，所以他出于爱护百姓的目的，就让民间自己收税。
按照老朱的想法，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向自己人收税，肯定不会太为难。此所谓“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同时搞粮长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公务员的配额，可以给国家节省开支。
因此，老朱在他的大诰中说：“粮长之设，便于有司，便于细民。所以便于有司，且如一县该粮十万，止设粮长十人，正副不过二十人。依期办足，勤劳在乎粮长，有司不过议差部粮官一员赴某处交纳。”
你瞧瞧，多好的政策！原来要养十个人、二十个人才能办好的差事，现在交给民间自己办了，只要派个人过去交接一下拿回来就完事。真是省人又省力，还不会出现什么欺男霸女的丑事，多么伟大光明正确。从大诰、诏书的字里行间，但凡识字的人都能看得出老朱对他的粮长制有多么满意。
于是乎，粮长制开始推而广之。大概是因为要产粮大户多承担社会责任的缘由，“田土多者”为粮长，粮长职位当然就落到了地主乡绅的手上。
毫无疑问，在封建专制社会，权利必然带来好处，而当权利给了有资源的人，自然就更是大大的好处。地主乡绅本来就是掌握相当社会资源的人，再坐上了粮长的位置，有了征粮的权利，诚可谓是如虎添翼，能得到大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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