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歙下狱期间，皇宫门前可太热闹了，每日都有数千人聚集，向皇帝请求释放欧阳老师。其中有人甚至主动提出自己愿意替欧阳老师去死，这些学生每日在宫门前苦苦哀求，但最终光武帝依然不曾法外开恩，欧阳歙还是死在狱中。而与此同时，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坐度田不实，同样下狱而死。”
张诚皱起眉头，看了申时行一眼，见申时行面色平淡，知道王锡爵说的都是实情，不禁有些不自然地挪了挪屁股，道：“那么，第三位呢？”
“欧阳歙死后，关内侯戴涉被封为大司徒。戴涉比他的两位前任好了一些，因为他当了将近三年的丞相，而前面两位，韩歆不到两年，欧阳歙将近十个月而已。然而三年过后，戴涉也终于不免，史载‘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也就是说戴涉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牵连到了自己，以至于最后他也死于狱中。”
张诚愕然道：“这厮……哦，这位大司徒也未免死得太憋屈了些吧？他举荐的人偷东西，他固然是有些责任，可再怎么说，堂堂一位宰相，这点破事就要了命了，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申时行这时开了口，道：“皇上可不只是问了这半句，还有另一半呢！”
王锡爵笑道：“光武帝不杀功臣，乃是因为他登基称帝之时不过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春秋鼎盛之时，因此不必担心老臣坐大。再加上他的太子刘庄既聪颖也年长，故又不必担心储嗣将来无力控制朝政。”
他说到这里，忽然住了嘴，没有再往下说。申时行当然知道他闭口不谈的原因，甚至张诚愣了一愣之后也反应过来了。
因为太祖朱元璋。
说起来，朱元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个性和特点的人物。他既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肚量，能把天下英豪收为己用，颇有明君气象。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凶狠暴戾，开国之后，曾经跟随他鞍前马后效力疆场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屠戮一空。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皇帝之中，有很多人有过屠戮功臣的经历，但像明朝这样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确实非常罕见。
洪武八年三月，以朱元璋下旨赐死德庆侯廖永忠为肇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明朝第一批开国宿将几乎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中屠戮殆尽。
人们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开国大将，除了早死的徐达、常遇春、邓愈等人少数几个，其他绝大部分都身败名裂，甚至对于徐达之死，都有不少野史传说认为他是因为朱元璋赐食而导致病体加重而暴亡。
总之，到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登基时，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的六公二十八侯，幸存者只有郭英、耿炳文等寥寥数人。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是朱元璋小肚鸡肠，满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篡夺皇权。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与史实并不符合。
实际上在大明开国之初，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也就是说，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所谓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因此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论调，则是说朱元璋因为对肃贪格外严格，因此大多数功臣都因为犯了他忌讳而不得不死。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客观不少，也不是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时，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过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
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非常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这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翰林院写就的圣意，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那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大明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统治的地步，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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