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的岁入从绝对值来讲，这些年一直都在上涨。高拱起复回朝的当年，朝廷岁入只有308万(他年底才到京，所以这锅该归徐阶)，到了大致由高拱负责的第一年，朝廷岁入便上涨了二十余万两(首辅还是李春芳)。
又次年，即高拱正式作为首辅负责全国事务的隆庆六年，朝廷岁入直接上涨到了384万两，相较于隆庆五年直接涨了约50万两——要知道，此时京华尚未发力，岁入的上涨几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体现。
嘉靖末年时的乱摊子不必多说，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导致隆庆时代的几年全在还债。徐阶去位的那年还没实现收支平衡(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经推出过一些措施)，只是欠债减轻了不少。
等到隆庆六年年末，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实现了债务基本还清(主要是补发历年欠饷)，并且出现了18万两左右的盈余，真是可喜可贺。
进入万历年间，高拱当政六年，京华也在这一时期慢慢形成。北疆开关，沿海开海，京华商社做起了边关贸易，京华私港开启了海洋贸易。两方面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某一两处“试点”。
在北疆，除了张家口等历来作为贸易关口的商关，高拱几乎全面开放了土默特、鄂尔多斯、青海土默特边境沿线适合进行贸易的关口，总数高达四十七个马市、私市。
在沿海，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由北而南的盖州(营口)、永平(开平)、天津、莱州(京华造船厂北厂所在地)、松江(上海县)、宁波、泉州、广州都开建了私港，大量沿海走私商人开始逐步放弃走私而进入港口合法行商。
高拱去世那一年，大明的岁入已经高达五百四十万两(还有约40万两左右的收入不入账，是当时计量口径问题，由京华直接给了皇室)。
到了郭朴当政的四年，陆上贸易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高务实去了广西之后，京华又开辟了滇藏贸易线，对岁入稍有提高。
海上贸易则进一步发展，由北而南继续开放了金州(后世大连)、胶州(后世青岛)、海州(后世连云港)、杭州、雷州、钦州这六大港口。
另外，郭朴时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时代就开始进行的清丈田亩工作，一条鞭法的推进也基本完成。整体来说，截止到郭朴主动致仕之时，朝廷岁入已经高达六百八十万两左右。
而后的张四维时代，陆、海贸易并没有再行扩大太多关口，但他把提高朝廷岁入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改革之上。
其最大的两项工作成绩，一是将商税征收由北而南推进，打破了南方商帮长期不交商税的格局(或者交极少，比如江南茶税合计四两银子，噗)。
二是他为改革大明的盐务工作开了个好头，主动向高务实表达了支持盐务改革的意向。这一点尤其难得，因为蒲州张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顶级大盐商之一，几乎垄断了北方最大的海盐基地长芦盐场。
虽然因为张四维秉政时间太短，他的盐务改革具体方案还未推出便不得不回乡丁忧，但其敢于对自己动刀子的态度还是让高务实刮目相看。
不过盐务问题实在是个老大难的痼疾，高务实也不敢玩什么一刀切——看看大明朝设立了多少个都转运盐使司，就知道问题有多大。要知道，这每一个“都转运盐使”可都是从三品的高官！
自古以来都是设官容易裁官难，高务实也因此只好和皇帝联手，在特殊的军管区域——辽东地区建立一所新的盐场，打算先以商业冲击为手段，强行打乱国内盐务格局之后再进行全面改革。
至目前为止，盐务问题依旧存在，并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存在至少数年时间。不过，辽南盐场虽然暂时还没能完全打乱全国盐务格局，却给皇帝带去了每年三四十万两的巨大收益，倒成了高务实获得皇帝认可的又一项业绩。
实际上，一年三四十万两的收益并不夸张。皇帝在辽南盐场与高务实实行五五分成(这里有辽东的特殊情况，即军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故皇帝以盐场土地入股)，实际上等于说盐场每年利润为七十多万两。
七十多万两收益的盐场夸张吗？不夸张，因为长芦盐场仅蒲州张家的部分，平均一年就高达三百多万两——当然，哪怕是在张四维当政时期，盐场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额外支出出去进行上下打点，这可能也是张四维站在朝廷首辅层面认为盐务必须改革的一个要因。
辽南盐场真正的收入当然不止七十万两，实际上高务实主要是一直在扩大这个盐场，但盐场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年代没有廉价的橡胶雨靴，一般盐丁也不可能穿皮质靴子(再说也皮质在重盐卤水中也扛不住多久)，所以都是直接赤脚工作的。
赤脚泡重盐卤水对人体的危害不言而喻，所以全国的盐丁其实都很惨。这个现象对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几乎已经习惯了，但高务实毕竟是现代人，他觉得如此重度危害人体的工作不能长年累月，因此在辽南盐场推行了一项仁政：轮换制。
具体来说，就是一名盐丁只在盐场工作一年，接下来两年负责务农(开荒种植北海道水稻或玉米)，两年之后再去盐场工作一年，如此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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