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初的马六甲王国，强敌四绕，拜里迷苏剌以柔软的身段争取生存的空间。一面与暹罗王国搞好关系，每年缴纳40两黄金给暹罗国换取暂时和平，一面与南面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王国结亲联盟，同时以大明为宗主国，并建立政治意义大于实质管辖意义的宗藩关系。
1406年，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540余人，随郑和船队来大明访问，这是明朝以来到访大明的最庞大外国使团。这次访问，拜里迷苏剌受到明朝朝廷的礼遇。当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八月初一、九月初一、九月十五，明成祖均宴请或赏赐使团，当九月十八日使团离开南京回国，明成祖又命在龙江驿设宴饯行。这样的规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其他国家来访的国王中是仅见的。
1411年，拜里迷苏剌第二次访华。1414年，也就是郑和第四次率团远航的返程的时候，拜里迷苏剌第三度率团访问大明。
马六甲对明帝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控制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大明将拥有长久的海疆安宁。大明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是通过建立密切的宗藩关系及远洋航运中转站达到的。
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六甲与大明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经历中，他六访马六甲。
马六甲航运中转站的建立，意味大明建立了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战略缓冲区，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大明的内海。
然而随着朱棣驾崩，大明的海上战略大幅收缩，开始禁海，马六甲等地的“中转站”失去意义，逐渐离散崩溃，到如今已经只有广东水师偶尔派船只南巡，作用几乎只是显示存在。
而当大明战略收缩百余年之后，葡萄牙人来了。
葡人获得相对真实的中国的印象是从马六甲开始，迈向中国的脚步也从马六甲开始。
达伽马的船队抵达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的古里后，便大规模系统地搜集有关亚洲的地理和人文资料，主要目标是远东的大明。
葡萄牙占据果阿后，更加关注大明。在印度生活半个世纪的历史学家戈雷亚称当时遇到Chinacota，意即“中国人的堡垒”，因为“黑长头发的白种”华人在印度一带也曾有过许多“官厂”。
1508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要求舰队司令塞格拉：“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即中国人、明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剌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他们与哪些国家为邻？”
1512年，征服马六甲的葡人收买了五位大明船主，开始策划赴大明的计划。
1517年，葡人正式达到大明东南沿海，1557年左右，以欺诈、贿赂的方式占住澳门。
葡萄牙殖民者看中的当然大明的财富，而且幻想大明会如同马六甲一样轻易落入他们之手，尽管等到他们来到大明沿海的几百年中，发现这个帝国并不是他们能够吞下的，但占领马六甲确实开启了葡萄牙海上帝国最辉煌的历史。
马六甲王朝的灭亡，除了遭遇强大的外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的衰落与纷争。而当时名义的宗主国大明早已无视海权，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表现出无动于衷。
大明朝廷得知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1520年，当时距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已经过去了九年。而在这九年之中，葡萄牙人的脚步早已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广东沿岸。
如果不是葡人的放肆，以及马六甲王子宾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来到燕京，向礼部送来马六甲的求援信的话，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一事，明廷甚至可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当时正是正德朝，而恰好正德帝那时已经失去了解决此事的能力——他在卧病三月后晏驾了。不过，在当时一批大臣的建议下，朝廷终于还是对马六甲的沦陷做出回应：不许佛郎机(葡萄牙)入贡，同时葡萄牙出使大明的皮雷斯一行于同年春夏被押往广州，并作为归还马六甲疆土之人质投入监牢。
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廷声明，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否则扣押使团直到归还马六甲为止。
这种以扣押使节的方式来应对武装占领的葡萄牙人，在高务实看来简直扯淡，不仅是无能，也是缺乏国际海洋观的表现。
不过，毕竟此时的大明在南洋一带早已没有军事存在，它与这些南洋国家的朝贡关系只是彼此的一纸政治承诺书，完全苍白无力。确切的说，当郑和船队这样的王师绝迹于南洋之后，大明毫无力度的外交辞语与交涉，挽救不了马六甲灭亡的命运，更无法将帝国的声音宣达于四海。
要想将中华的声音宣达四海，必须拥有强大的舰队，还必须切实掌握马六甲。
黄芷汀急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务实当时在地图上比划着太平洋和印度洋道：“拿下马六甲，就是京华控扼两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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