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三月十日，晴。
刘景一身戎装，站在楼船座舰最顶层的爵室中，遥望长江北岸，映入其眼帘的，是犹如绿色海洋般，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
荆南气候潮湿多雨，农作物以稻为主，只有长沙、武陵郡等少数几个地方种麦，且规模不大。
江陵地处汉江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气候宜人，不仅适合种稻，同样也适合种麦。
与春种秋收的禾稻相比，小麦秋冬种之，至明年夏季乃熟，横跨近一年时间，故云宿麦。
小麦收获的季节，在五六月间，不过如果急需粮食，可以提前至四月收割。
也就是说，最早下个月起，刘景军就可以“因粮于敌”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孙子兵法》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国家之所以因作战而贫困，是由于军队远征，不得不进行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必然导致百姓贫穷。
刘景之军虽有水利之便，可从荆南运粮，仍然损耗惊人，能够因粮于敌，自然最好不过。
刘景身后除了诸葛亮、徐庶、蒋琬、邓芝等僚属，冯习、高翔、霍笃、霍峻等将也赫然在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出身南郡，对南郡事了如指掌，刘景此番北伐，势必要重用他们，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刘景伸手指向长江北岸，问左右道：“此地就是昔日岑彭讨伐田戎的津乡吧？”
岑彭在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六，中兴诸将唯有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邓禹本也有机会，可惜最终兵败关中，功亏一篑。
而田戎则是当时盘踞于南郡夷陵、江陵一带的割据者，如果没读过《东观汉记》，即便是南郡当地人，多半也不知其人。
冯习、高翔此刻就一脸茫然，霍峻却是熟读《东观汉记》，回道：“将军博闻强记。昔年岑彭于此大破田戎，斩获数万人。经此一战，国家威德得以播于江南，长沙至交趾，数千里地方，皆传檄而定。”
刘景摇了摇头道：“田戎不过是一介匹夫，可面对挥师南下的汉军，明知不敌，犹敢奋身一搏。而刘琦、蔡瑁二人，坐拥强兵，明知我到来，却龟缩江陵，不敢迎战，还不如田戎。”
津乡位于江陵县东，刘景大军至津乡，刘琦、蔡瑁必然早已知晓，可江陵却毫无动静，显然二人已打定主意死守不出。
霍峻沉声道：“《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刘琦、蔡瑁固守江陵不出，反而对我军不利。”
刘景轻轻颔首，江陵乃是荆楚名城，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三国时期江陵曾发生过两次着名的大战：第一次是在赤壁之战后，周瑜挟赤壁大胜之威，乘势进军江陵，足足攻打了一年时间，才迫使守将曹仁弃城北归。
第二次是在夷陵之战后，曹丕恐孙权兼并蜀汉，遣曹真、夏侯尚、张合等将攻打江陵。这一战又打了半年多，最终曹军无功而返，守将朱然由是名震魏国。
江陵之坚固，由此可知。不过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人，似糜芳这等不知忠信，贪生怕死之徒，坐拥江陵坚城，却开门降敌，卒为天下所笑。
刘琦、蔡瑁虽说没有曹仁、朱然的本事，可他们却是刘表的长子、妻弟，与刘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断不会献城归降。
刘景只能采取强攻，他虽研制出了飞石车（投石机）、连弩（床弩），又有“临冲刘君车”（攻城塔）这等秘密武器，可想要攻下江陵，仍非一件易事。
所幸刘景可以借鉴历史上周瑜攻打江陵的方法：其一是“绝北道”，派兵北上袭扰，挡住北方的援兵。其二是“取夷陵“，占据长江上游，切断西方的支援，使江陵彻底沦为一座孤城，进而瓦解守军的意志，最后发动全面进攻，一举攻占江陵。
刘景军拥有战舰数百，骑兵千余，而蔡瑁率领的荆州水军，近年来三次败于刘景之手，两度全军覆没，而今别说江陵，便是襄阳也凑不出一支能与刘景水军匹敌的舰队。骑兵情况大致与水军相同，刘表多年积攒的千余匹战马，全都白白便宜了刘景，现在刘表麾下满打满算也就三四百骑，还比不上客军刘备。
刘景军在水军和骑兵两个方面，比起刘表军占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是绝北道，还是取夷陵，皆可进退自如。相信最终取得的效果，也绝不会逊于周瑜。
刘景下令道：“既然刘琦、蔡瑁主动放弃长江天险，龟缩江陵不出，任由我们上岸，那我们也别辜负了对方的一番好意，传我命令：登陆津乡。”
“诺。”文武皆肃拜而道。
除了津乡的渡口外，刘景又命水军于江中洲上另立营坞。
长江江陵、枝江段，东至津乡，西至上明，长达百余里的江面上，其中有九十九洲。
当然了，所谓九十九州，只是概数，实则只多不少。
这些江中之洲，大小不一，最大者名曰“百里洲”，洲上有居民城池，桑田甘果，枝江县的县治，便设于此洲之上。
历史上孙权就曾让孙盛督万人驻扎于百里洲，建立围坞，作为江陵外援。
刘景让水军立营处，并不在百里洲，而是江陵近左的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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