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飞道：“我感觉像做梦一般，开发手机干了三年呢。想想开发三新518和双影180的时候，赚钱像捡一样，现在倒好，像跳楼，瞬间跌到地面，好不真实。”
“上网本退回来后不知道能不能打特价卖？卖个几百块总行吧？给小孩子当玩具呗！”罗大强道。
“20分钟就发烫，还能玩呀！20分钟只够看半集电视剧，太败兴啦，几百块不是白扔啦，神舟上网本才卖1850块，人家不如加点钱买个好的喽。”付娟道。
“到时候再说吧。”罗大强道，“说不定维修维修还能卖呢。”
卢飞道：“我看够呛，便宜卖不是办法，谁卖谁惹麻烦，除非实话实说，不做售后，但是这样的话，谁还敢买？到时候再说吧。”
2万台上网本全部退回后，卢飞拿上一台和罗大强去问电脑师傅，师傅拆开一看，果然是没有散热的铜管，并且主板的质量不好。
“咦，你当初不是拿到代工厂组装一台试了吗？”卢飞问罗大强。
“没错啊，可是只是试了试运行速度，整体反应，没试够20分钟啊，这家伙是20分钟后才开始发烫的呀！”
“也是，主板上没铜管咱也不懂。”
“懂又怎样？当着面给看的肯定是好的，批量拿货的时候夹在里面，谁会知道？”罗大强道。
卢飞问师傅：“这种上网本能维修不？”
师傅道：“意义不大，因为主板不行，就像八九十岁的老太太，身体衰了，再怎么治也没用。”
“只能卖个百儿八十块给小孩子当玩具了。”卢飞近乎绝望地说。
但是，这种念想也只维持了十天。
海外的退单不止他们一家，这些开发商并不对产品做任何处理，直接投放在深圳通讯市场上出售，造成恶劣的影响。
工商局频频接到投诉，不得不出面稽查，一时间，山寨上网本俨然过街老鼠，人人憎恶。
山寨上网本像个短命的皇帝，没比袁世凯多活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事已至此，当玩具也没人买了。在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山寨上网本成了一文不值的垃圾。
货退回来十几天后，罗大强致电卢飞，说联系了一个收购二手电脑的，出价100元，一次性买走，能卖不？
呵呵，成本1200块，卖100块，真是跳楼价。
卢飞道：“主板有问题，它基本上就是废品，人家买的是硬盘和屏幕，可能是拆机卖零件。如果人家全部维修再卖个高价也有可能，或者直接卖，做一次性生意，卖了跑路，但不管哪种，咱都做不了。
让人家折腾去吧，咱没必要操这个心，人家能赚到钱是人家的本事，咱不去计较这些了。卖吧！那个大大的仓库每个月的租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罗大强说，对，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就当去澳门赌博输了，收回的200万算赚的！
至此，上寨上网本的噩梦彻底烟消云散。
一连几天，卢飞脑海里总是萦绕着“山寨”这个词。自从“山寨文化”这个美名横空出世以来，它像流行性感冒迅速从手机行业传染到整个电子市场，山寨MP4、山寨液晶电视、山寨数码相机、山寨游戏机、山寨GPS导航仪等接踵而至。
“山寨文化”带给卢飞不少思考。
如果说山寨文化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新型科技，那为什么工商局频频稽查山寨产品？
只能说，山寨文化是历史的阵痛。在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走科教兴国之路”、“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多种经营之路”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后，山寨产品应运而生。
拿山寨手机来说，它的很多方面的是值得肯定的。比如：
山寨机的制造过程只需要1个月左右，而品牌机则要6个月。开发手机的实践经验告诉卢飞，山寨手机之所以有超强的竞争力，是因为品牌手机整天在讨论方案，而山寨手机却整天在干活。
有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新机型最多的是三星公司，共47款，平均一个月近4款；
紧随其后的诺基亚是34款，索尼爱立信19款，摩托罗拉18款。
可在山寨手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新款机型面市的速度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都会有3～5款新手机送达卖场，如果按照3款/天的保守数字计算，山寨手机一年的新款可以达到1 000种以上。
据说，在联发科的陈列室里，总共有两万多款机型。
另一方面，在价格上，山寨手机不走寻常路，它们一上来就把价格杀到消费者动心的程度。
名牌手机有新款面世时，常常卖高价，动辄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几个月后掉价几千元也是常事。
但外形相似、功能相类的山寨机只卖千把块甚至几百块，没有杀伤力才怪。
但是，山寨文化终究是不健康的。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时，教授的话令人深思：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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