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阴谋一旦曝光，那就摆在了台面上，就变成了阳谋。
朱祁钰并没有太过在意会昌伯府余孽，或者说南衙僭朝的余孽到底会如何兴风作浪，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他们本身就是失败者，既然能打败他们第一次，自然可以再次粉碎他们的阴谋。
此时他们的卷土重来，只不过是送给大皇帝斩草除根的机会，找出那些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的世家大族，让他们交纳善款罢了。
朱祁钰依旧在有条不紊的处理着公文，他手里拿着的是浙江、江苏、凤阳、湖广四省，应天、松江两府的刑名诉状。
缇骑在四处的风闻言事，捕风捉影，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是立刻扑上去查个水落石出，但是往往并没有什么收获。
大明皇帝南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将近半年，无论有什么烂账，地方早已经擦干净了，若是皇帝到了发现了端倪，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干系。
内帑太监林绣，户部郎中王祜，带着计省在紧锣密鼓的盘点着松江市舶司和南京、松江、宁波银庄的账目，他们查的真的很仔细，因为陛下许诺了，国帑和内帑，这次查账之中，谁查出来猫腻就归谁追缴。
朱祁钰南巡并不是长期驻跸，这种查账，更像是外快性质的。
很可惜，林绣和王祜忙碌了大半个月，也是一无所获。
即便是有所亏空，半年的时间，足够南方诸司填补亏空了。
朱祁钰当然知道，早早的放出了风声，南方诸司一定会提前准备，这是一场该配合演出时，大家都好好表演的政治剧。
地方知道陛下南巡必然要查，早就做好了准备。
朱祁钰必须要查，就是知道没问题也要好好查。
这也是他南巡的第二个目的。
高压。
南京皇宫缺少皇帝镇着，南衙的势要豪右、巨商富贾、宗族大户，早就忘记了被皇帝支配的恐惧，也就忘记了恭顺之心。
朱祁钰对着于谦郑重的说道：“灾逋蠲免应当应追尽追，朕已经命令缇骑四处探查，无论是官绅勾结，还是缙绅挟百姓以令州县，朕都会在南巡之前，解决掉这个问题。”
类似于仁和夏氏，逼迫仁和县衙灾逋蠲免，地方豪强大族倒逼县衙蠲免四成正赋之事，朱祁钰也下令让缇骑帮忙各地方政府追欠。
大明欠税问题，历久弥新，蠲免和追欠的博弈，撕扯严重，朱祁钰来南衙也要解决这部分的问题，缇骑追欠可是物理追欠，他是直接奔着抄家去的，江南风声愈紧。
正统元年起南衙诸府部分正赋折银百万两白银入京。
但是在正统九年，凤阳、扬州等十四府被灾秋田粮，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其余七分，除存留外，起运者，照江南折银则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送太仓银库，另项收贮备边。
也就是说从正统九年起，南衙的正赋就打了个七折。
这种事只有一种法子，那就是杀。
要么做的天衣无缝，不被缇骑们翻出来，要么就承受陛下的怒火，破门灭户。
“陛下英明。”于谦俯首说道，他高度赞同陛下的决议，并且坚决拥护执行。
陛下要追欠，那自然要杀人，而且这次追欠涉及之人，绝不在少数，但是于谦并没有劝陛下仁恕。
因为这次松江造船厂失火，会昌伯府余孽孙显宗内外勾结，彻底激起了于谦的怒火。
捞点钱也就算了，把主意打到了陛下的头上，这就是失了大义，本就该死。
朱祁钰不停的在桌子上敲动着手指说道：“于少保，朕曾听闻，两宋有三冗两积之弊，王安石为了改变，行新法，旨在国富民强，但是毫无疑问，他失败了。”
朱祁钰说起了大宋朝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两宋的评价极差，到了大明的评价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大宋批评家眼中，王安石和王莽、贾似道属于一个级别，都是【持宠养交，寖成大弊，扰民致乱，天下困顿。】
儒以稽古，酌时斯正。
儒学士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先看看他是不是离经叛道，如果是，他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这大约就是儒学的基本正确——崇古。
崇古给儒学带来了两个必然，必然迂腐，必然落后。
时代在变，局势在变，生产力在变，生产关系也在变，不分青红皂白的崇古，必然迂腐，必然落后。
于谦倒是知道陛下到底在问什么，他想了片刻，笑着说道：“那是因为王文公变法失败了，若是成了，安有腐儒讥讽？”
“皆因王文公新法并无大行天下。”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的原因，其实朱祁钰和于谦都心知肚明，倍之二字可以概括。
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是用备荒的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谷为本钱，每年两期，在正月和五月，按照自愿原则，低息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度过黄青不接的同时，朝廷获得利钱。
但是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小意外。
两期借贷，年息共计二分（20%），但是地方执行的时候，变成了每期息二分，也就是两期借贷十石，本息十四石。
如此昂贵的利息，百姓们自然不想借贷，这比驴打滚还要多一分利。
百姓不借？不借不行，你甭管是什么条件，都要一体借贷，全都要借！不借就派人去家里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尽出，就是要强按牛喝水，就是要让你借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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