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有时候真的以为自己只是进错了门，而非是真的穿越了，因为随着回到江南对社会结构和制度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发现宋朝的有些方面与现代社会制度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让你会产生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现代只是换了个名目出现，而周翔的一番话让他更觉得如此。
首先，自己来到了八百多年前的宋朝，但是只要实施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样的。此时的城市化不仅体现在大城市的兴起，更主要的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人烟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商业化的市镇，聚居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
这样的市镇是如此之多，以至临安城周边数十里之内，人烟生聚，遍布市井坊陌，就是走上几日也走不出来。而这无疑体现了大城市的辐射效应，其中相当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很多州县都是政府建设和管理的，而市镇完全是因为商业活动而由民间自然形成的，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后者更加繁荣和有活力。且也是现代城市化最常见的现象，而市镇现象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小城镇”。
宋代的城市与工业技术支撑的现代城市虽有着天壤之别，换句话说，古代的城市其实就是大型的乡村。但此时的屋宅与现代农村里的住宅与其说是房地产，不如说是地产，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人口的增加，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让土地与现代社会一样成为稀缺物资。于是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而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设立专门机构，经营官地和公屋的租赁。经营收入一方面上缴财政，另一方面也用来维持当地的公益事业。
宋朝虽然在商业化方面走得很远，但并没有放松政治的救济功能。针对大量流离失所的底层民众，朝廷建设了大量的安置场所和福利设施。也出手稳定房价，发布限购令，保障平民的权益。不准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希望把购买公屋的机会留给一般平民。还有“第二套房限购”的政策，在任的高官如果已经有房子的话，不能在首都买第二套房。要是遇到极端天气，还会酌情减免公屋的租金。
赵昺十分感慨，总觉的宋朝谋阶段的执政者说不定也是自己的同路人，否则哪里来的这么超前的观念，因为某些时候政府也会做出过激的行为，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子也减免租金，这边违逆了市场经济规律，毕竟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并不陌生，当时就有人特别不满。
反对者的理由，是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贫富相资”的道理，一味地打击富人的利益，也就不能从富人那里取得收入来补贴穷人，最终穷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官府要求私人业主降低租金，甚至是白住，那谁还愿意把房子租给别人呢？就算租出去，房子坏了业主也不愿意掏钱修理，最后穷人还是没房住。
为了解决大量官员和贫苦阶层的住房问题，大宋也设有廉租房，且政府经常减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头也未收一文钱，比廉租房还廉租房。正是基于此，周翔才会担心皇帝只为‘从龙’的官僚和勋臣解决住房问题，而至贫苦百姓的住房需求于不顾，当然会挨骂。另外如此还会使得国家损失部分税收，让一些靠租赁房屋为业者失去利益。
如此一来，可谓是费力不讨好。因此绝不能仅顾忌官僚的利益，还要想着基层百姓，才能够得到各基层的支持，维护自己仁义爱民的名声。赵昺再往深层探究，才觉周翔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吓唬自己。因为在临安这个城中村中生活着一个靠房吃饭的群体，而政府也从其中获得了莫大的好处。
政府就是靠收缴赋税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宋廷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自然非常重视商业税，而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太祖赵匡胤“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租契限二月”，也就是说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两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
早期的房屋交易税只有百分之二，庆历年间涨到百分之四。南渡后，房产契税已经高达百分之十了，而临安一年一百二十万贯的商业税中，房产的契税也占据了很大比重。此外政府还专门设有‘楼店务’管理房屋的租售业务，从中收取税赋。
为了能够实现最大的利益，所以逃税便成了最有效和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经过官府盖章的合同，老百姓买房，跟卖主私自签合同，不过户，不缴契税，这样的人很多。大家都不交契税，政府自然吃亏，可是政府想管也管不过来，要知道毕竟中国疆域很大，人很多，而且古代官民比例不像现在这么高，公务员很少，再加上没有现代科技帮忙，想把每一笔不动产交易都监控起来，那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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