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天色渐晚，咱们回航吧？”陈墩见小皇帝和其他三位都已醉眼朦胧，说话舌头都短了，几个人已然开始称兄道弟，而几上的菜已无，酒已冷，便上前道。
“好，我们回营，明日踏平鄂州城！”赵昺其实喝的并不多，只是有些话不能明说，所以借酒遮脸把话头岔开了，现在又正好借坡下驴，大喊道。
“回营、回营！明日臣随陛下踏平鄂州城。”陆秀夫振臂随着小皇帝高喊着，想起身却歪倒在一边。
“对，踏平鄂州城，臣等随陛下回京，谁若是敢对陛下不利，老臣拼掉这条老命也要护陛下周全！”谢枋得也跟着喊道，随后便趴在桌上不动了。
“陛下有命，臣在万里之外也定千里勤王，绝不会让他们到圣驾之前……”谢翱红着脸，喷着酒气道，可话未说完就扑倒半开的舷窗处吐了起来。
“好……”赵昺见状往身后一仰躺在榻上道，说实话这么多年头一次喝酒，还真有些晕。不过他的脑子还是很清醒，思路依然敏捷。
客观地说，对宋的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争夺权利本身并不都心怀鬼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职务权的一种确认和定位。设置参知政事一职，与宰相分权，相互制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皇帝处于个人的目的，他不去明确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具体职责范围，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参知政事的行政权力，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都去讨好皇帝。
而为了防止由宗室或外戚掌控嗣君权，宋朝家法特别规定:不用宗室为宰相，至于外戚则皆不预事。这就保证了士大夫可以直接进入到国家权力的中枢，此外他们还能通过言事权对包括嗣君在内的所有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通过士大夫这个群体去影响或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正如当年章献太后临终前想让庄惠太后杨氏同议军国事，但由于士大夫的坚决反对，此事才最终告吹，其权也才终于回到了仁宗手中。
可见宋朝的皇帝与士大夫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士大夫依靠皇帝的恩宠，得以加官晋爵，施展宏图；另一方面，皇帝在士大夫的拥戴下得以血脉相承，一统江山，这就是宋朝皇帝做出“与士大夫共天下”决策的基本动因。可在此时此刻赵昺不想将这个说出来，正是不想让文天祥等人以为自己有求于他们，因为他知道若是不能凭个人的能力摆平这件事，就永远会被士人们抓住小辫子，难以实现皇权独树，结束持续百余年的党争。
大宋朝的皇帝当然也不都是傻子，尤其是太祖赵匡胤这位开国之君，可以说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为大宋三百年基业打下了基础。其既然敢放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然也有制约之策，那就是——忠。在前世赵昺对于忠字知其意而不知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很模糊和笼统的概念，他相信很多现代人也与自己一样。
在这个时代，赵昺却对忠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他来看忠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愚忠，另一种是贤忠。
所为愚忠就是为臣者对于皇帝的任何行为不知审辩只是一味的顺从，就像倪亮和军中的一班将领。在理论形态上，愚忠采取了王天下的独夫形式，如班固所言:君者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但愚忠的政治前提是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荀子看来此种行为不应叫做忠，而应叫做谄。
与此相反，宋之士大夫的自以为忠君是贤忠，他们与跟皇帝的思想互动中，逐渐达成了共天下的通识，如为臣的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而为君的也说: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正是这种观念在政治、生活领域渗透，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关系才具有了一定的弛张度，而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皇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既然皇家对以权力交换获得士大夫的忠心，自然要加以利用和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们就鼓捣出一本《忠经》，而此书也可以看做他们对于忠君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的教材。表明他们对皇帝之忠并不是无条件地去服从皇帝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尽可能在不触动皇帝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使皇帝来顺从士大夫的主体意志，这也可以视作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典型特征。
不过赵昺研究后发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禁锢在这些士人身上同样适用，尽管宋代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超越权与利之争，并被视为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而他们插手确定储君，把持朝政，架空皇帝，但仍然未敢再向前一步——取而代之改朝换代。这说明士大夫阶层尽管在朝堂上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可仍恪守着底线……
喝了酒的赵昺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并未觉的头疼，洗漱完毕便出了门在湖边散步。冬季的早晨还是有些清冷的，清澈的湖面在风的吹拂下荡起层层波澜，他向四周看看，周围的制高点上亲卫旅都布置了岗哨，湖上水军战船也设置了警戒哨，而周边还有巡逻队往返巡视，在行宫周边构建起了严密的保护网，他的身边还有侍卫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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