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的节奏确实很好，拿捏的恰到好处，刚好是李慢侯这个最大的藩镇头目能够接受的极限，在进一步，李慢侯就可能要反击。
李慢侯能理解，但他知道林永等人不可能理解，心里会产生强烈的被卸磨杀驴的感觉，尽管他们本身也不是什么听话的好驴，问题是他们这些驴子都有很硬的蹄子。
他们无法从李慢侯这里得到支持，无法跟李慢侯抱团，但他们自己一定会抱团。林永就是最好的旗子，以后恐怕江北藩镇，都将视林永马首是瞻，拧成一股绳跟朝廷斗。
李慢侯派人去安抚林永，告诉他不用恐慌，朝廷不会动他们。只要他们不犯下大错，像田平那样弃地，就不会丢藩。并且告诉林永，还可以继续大胆的捞钱。
林永他们捞钱的法子，除了私盐这种简单粗暴的老行业，大多数都是跟李慢侯学的，其中包括擅自开海。
尤其是林永，通州开海之后，效益增长的比海州快的多。原因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比海州好太多，用来形容上海优势的那些词汇，在通州都能找到，什么控扼长江咽喉，什么直面东海，这些优势通州的静海和海门都有。而且这个时代，通州一直比上海要繁华的多。
其实上海之所以在近代能快速发展起来，并不是控扼长江咽喉这个优势，最直接的其实是因为上海的腹地经济很好，苏湖熟天下足，上海崛起的时候，恰好是苏湖已经形成发达的丝绸行业的时候。但在宋代之前，其实两淮地区经济更好，沃野千里，文化兴盛，通州的腹地比上海更好。
现在的通州，有长江沟通上游，有运河贯通扬州、泰州等地，淮南的商品可以畅通无阻从这里出海，比偏僻的海州不知好了多少。开海比海州晚了一年，却很快就赶上了海州。李慢侯在海州一年能收三十万贯关税，而林永已经可以收到五十万贯。不但截留了大量南方前往海州的商船，连明州的商船都大量被吸引到通州。
李慢侯并不怕通州的竞争导致他手里的财政收入下降，因为他有的是办法从通州的发展中分一杯羹，不提他那些随着通州稳定和发展，翻了几十倍都不止的地产。光是他控制江北金融体系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从任何江北地区经济发展中攫取利益。
李慢侯的金融系统，是一点一滴逐步搭建起来的，每一步都走的很稳，他很重视信用，因此目前很稳定，细水长流。每年的收益已经到了三百万贯，明年肯定增加到四百万贯。
一方面，他建立了从杭州到海州的一条金融汇兑渠道。从半官方的淮海公所发汇票，到地头兑付，汇水是客户和公所行商互相商量的结果，随市场浮动，目前一般收取百分之一的汇水，最高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三。汇兑收益并不高，可是这会让大量商人使用这个系统，大量商业现金就进入了这个系统中流通，相当于一笔巨大的商业存款。有这笔钱后，就可以短期放贷。因此他在港口开展贴现业务。海贸是需要巨额资金转账的，有时候未必需要现金支付，仅仅是在买卖双方之间，架设一个担保体系。给双方巨额资金的买卖进行担保，账户里的钱划来划去，一进一出就是一笔生意。
另一方面，李慢侯还不吃独食。淮海公所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跟汇兑、放贷相关的商铺，而是一个个当地富商，个体经营，公所是一个纽带，是一个平台。当一个海州商人，打算汇一笔巨款去杭州的话，他会通过公所担保的一个海州人，手写一张标准票据，然后拿到杭州，从杭州另一个公所担保的杭州人手里领出这笔钱。过程中，这个海州人和杭州人很可能都不认识。但他们认有公所盖章的票据，公所起到了一种授信机构的功能。而且公所从中是不收费的。
由于各地资金中转有差额，因此每年底会进行一个结算。很多人每年都可以收到一大笔钱，但因为每年年底结算才能拿到这笔收益，所以富商不太愿意将现金投入进去。但是那些公所认证的当地富人，并不需要投入大额现金，他们提供的只是一种担保，在每一笔票据背后，都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公所，比如当地的地契，房契，当然也可以是现金。
有这些资产担保，并不会给公所带来任何风险，也不会挤占营业资金，因此许多拥有不动产的富商很愿意做这种生意，大量将自己家的资产抵押在公所里，进行这种汇兑业务。
公所能得到什么好处？当然不是直接的利益。而是搭建起一种正规的信用通道，可以将不动产资本化，让不动产变成信用流动起来，一所海州的房子，可以作为担保，让一个杭州人取到急需的汇款，这就是现代金融的力量。一个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后，作为他的创建者，李慢侯得到的好处当然是巨大的。
一方面，大量商业流通资金进入这个通道，许多资金不会马上取走，就沉淀在了会所账户中。这是一笔可以临时挪用的款项，数量巨大，成本很低。于是李慢侯就可以从里面临时借款，利息很低，但都是走正规渠道，他可不敢挪用，否则信用就破产了。吸引商人的资金进入这个渠道并沉淀下来的信用，却不是李慢侯自己的，而是无数各地的土豪和富人的资产，他等于将大量富人的信用，裹挟到了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的信用就是刚性的，刚过了南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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