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它是我们华夏民族精神信仰的源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摘自《明史·齐王本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
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奢侈之风开始慢慢有了市场。与此同时，商人极度自私的利己主义思想逐渐开始在大明帝国有了一定的市场，尤其是一部分官员丧失了理想，对于摄取利益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用一句话说就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众人都醉他独醒！海瑞的这份上疏的确来得非常及时。皇帝朱载康非常重视这份奏疏，多次平台召见海瑞，听取他的意见。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立马引起了胡宗宪及其内阁的重视。于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立刻成为了大明朝廷的新课题。
从洪宪九年五月开始，皇帝朱载康、总理胡宗宪多次召集了天下有名的大儒在国子监举行学术讨论会。主要是讨论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与会者一致认为，儒家思想即使在如今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后的大明也有很多积极方面的意义。
首先，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其次，儒家思想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中东等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还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思想上更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思想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
儒家提倡的“以农为本“，依然是符合目前大明本土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与会者一致认为，尽管说大明地大物博，但在大明帝国本土真正适合耕作的土地并不是很多。大明虽然在开发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但并不意味着本土就能够安枕无忧。俗话说，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不管什么时候，”以农为本”必须摆在执政者的首位。
同时，皇帝朱载康认为儒家思想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的思想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他认为，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更加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拒绝暴政，直谏犯上。这是我们华夏民族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与会的新学学者指出了儒家思想许多缺失，也有很多消极方面的问题，譬如：唯我独尊，不重视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有着太强烈的政治目的，过分强调和倾向于参政。儒家思想不重视逻辑也是它最大的缺陷。
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这些年，受大明的影响，欧洲自身的科技水平发展的很快，诞生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由此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的束缚下，大明的读书人不如欧洲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很少产生理论和学说。
总理胡宗宪或许是因为海瑞抓了他的儿子让出丑，因此他在会上他意有所指的批评儒家思想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人的个性，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他还特别指出，从海瑞离婚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愚孝的危害，胡宗宪的这番发言，把与会的海瑞弄得面红耳赤尴尬不已。
不过胡宗宪也没有说错：儒家思想中的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再有，儒家思想过去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经过两个多月热烈的讨论，大明帝国的学术界还是达成了共识，很客观的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大家也统一了思想。所有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重视儒家思想对于治理如此一个庞大的大明帝国有现实意义。七月底的大朝会上，皇帝朱载康做了总结说：
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大明帝国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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