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王畿的宣讲，作为一心想成为另一个唐太宗的正德皇帝浑身一激灵，长安，长安！好久远的名字。可每当听到长安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激动人心的情怀在这两个字眼里面！朱厚照也莫能例外。
但朱厚炜却不以为然，西安从周朝到唐朝一直被作为首都的首选城市，因为这里地处观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四面据险，文化也较为发达。但在唐朝末期，被吐蕃军团攻入长安，灌溉系统严重受损，在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古代中国，从此丧失了作为首都的资格。
北京地理位置的确没有西安优越，虽然从元代才开始作为首都，但是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再加上西部过度开发，那里早已不复当年了。不过朱厚炜也认为，作为陪都倒是可以考虑。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近千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古代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作为古都，其建都时间之长，都城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可是唐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都城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分别以洛阳和开封为都，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元朝定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定都乃国之大事，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唐末以后的千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朱厚炜反驳王畿的理由也很充分：其一，长安偏西北，距离关东繁华地带太远。不过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取决于地理位置，而且中国古代“六大古都”更是没有一个居中的。
具体来说，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大量人口躲避战乱南迁，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南方更是历史上首次超过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所在。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尤其是这些年，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此时的都城并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
中国自古西北祸乱，至唐末五代十国大乱，西北作为最早的一个地区诸民族气力已竭，不再是边疆征战的重心，重心已经由西北转移至华北、东北，故而重视度下降。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便遭到多次破坏，到了唐末，长安城及关中地区久经战乱，这种破坏变得更加严重。先是黄巢占领长安后，曾放火焚烧宫室，后来各路军阀混战，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
而公元九零四年，军阀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更为彻底破坏。经过这次空前的浩劫，宏伟的长安城被毁灭了。一代名城，化为灰烬，关中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
朱厚炜还有一个最大的反对理由就是生态破坏。关中地区本来是生态环境优美的天府之国，八水绕长安，使其成为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环境污染，水旱灾害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而唐末以来的战乱对关中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剧烈。朱厚炜最后总结说：经过长期的战乱，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长安已经无法承载作为首都带来的环境压力了。
朱厚炜的反对让雄心勃勃的正德皇帝有些失望，长安他曾经去过两次，对那里他还是挺喜欢的，不过朱厚炜的话又确实句句在理，他也无从反驳。送走了有些失望的王畿，齐王返回后院的时候，发现正德皇帝坐在院子中间的靠椅上，抬着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出神。朱厚炜噗嗤一笑，调侃道：“大哥，还在想您千古一帝的事啊！”
“朕觉得长安挺好的，”正德皇帝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又说道，“这个王畿虽然故作大言，但是肚子里还是有点货的，让他赋闲在家不太合适，朝廷应该重新启用他。”
朱厚炜却摇摇头，答道：“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承认他确实有才华，但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进朝堂，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哦！此话怎讲？”正德问道。
“大哥，这个人的思想很危险，他太崇尚自由了！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做什么都追求绝对的自由，比如他在苏州任职时，就公开宣称朝廷不应该过分的干预商业和经济，要让商品经济自由发展。他还认为朝廷控制盐铁和采矿业是一种错误，应该引入民间资本发展。他认为这样会发展的更好，这种思想很危险，也代表了现在一部分壮大起来的商人和工厂主心中的想法。
资本是逐利的，一旦这个国家被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我敢肯定大明帝国就是资本说了算。大哥，你想想看，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就会和当年的盐政改革前一样，私盐泛滥，吏治更加的腐败。国将不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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