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造成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是一种自己有生命、有智慧的特殊存在，压迫有多严重，反弹就多严重。在朱元璋死后，朱棣因为得位不正，开始向官僚行政体系妥协，重新变相的恢复了宰相制度。
这个突破口一旦打开，后面整个明朝历史就是皇帝压制文官、文官架空皇帝的过程。而最后文官们获得了胜利。
后世的《明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朝历史上凡是被文官架空的皇帝，评价都很高；而坚决与文官搏斗的皇帝，大多年纪轻轻暴死，历史评价也非常低。
朱厚炜虽然不能确认每个暴死的明朝皇帝都是被文官们弄死的，但每次皇帝意外死亡，都是文官集团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找不到明确证据给文官定罪，但可以自由心证，也叫内心确信。
想起这些，他不由得背后冒出冷汗。他一旦执政，以他将要实行的新政，绝对会让那些文官恨之入骨。那些文官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这根本毋庸置疑。
想到这些，他暗暗吐槽：特么的，想跟老子玩阴的！老子可不想突然一天莫名其妙的暴毙，死了还被人骂做昏君。不行！得赶紧组建一支可靠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可不能阴沟里翻了船！
总之在原时空是文官们胜利了，从万历开始，皇帝已经不愿意通过官僚行政体系来治理国家，三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正常运作，不得不说朱元璋的底子打得太好了；而之后的天启再次年纪轻轻暴卒，把最后的烂摊子留给了崇祯。
种种迹象表明，依靠八股文挤身朝堂的这些衮衮诸公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让朱厚炜恨得牙痒痒的是他的太子哥哥朱厚照，死的最为蹊跷，从小习武，身体强壮，三十岁的朱厚照竟然死在一次落水后的感冒上。打死他都不信！
明朝的皇帝与文官的斗法，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因为如此，本来像蚂蚁一样可以被轻易碾死的努尔哈赤后来成了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国家正常运作指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些需要特殊考虑、长久考虑的事情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对努尔哈赤的放纵。万历之前的各个明朝皇帝当中，对于漠北、东北的异族经常进行定期、不定期扫荡。
明宪宗时的成化犁庭在东北杀了一个遍，当时即使女真人当中有比努尔哈赤还厉害百倍的超级军事天才也只能冤死在明王朝的钢刀、鸟铳之下。这些异族别说统一女真各部，能勉强活下来都是幸运。
当然，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活动转移了一部分明王朝的注意力，努尔哈赤的低调、服从也降低了对他的警惕，但这并不能成为放任东北女真自由发展的理由。
究其原因，还是东南沿海是明王朝文官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倭寇影响了他们的海上走私行为，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而数十倭寇入侵如入无人之地，就是官僚行政体系整体腐败的直接表现。
明王朝抗倭取得决定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文官利益集团需要这个胜利。而之后对女真的战争失败，很大原因是女真远离他们的核心利益区域，他们不会为消灭女真努尔哈赤而影响眼前利益和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
因此，即使努尔哈赤开始造反，整体腐败的官僚行政体系仍然想按照既有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努尔哈赤是个普通人也就罢了，实力差距太大，直接碾压过去也能取胜。
可惜这次的努尔哈赤不好好配合被杀死，而是发挥了他军事天才的能力，击败了比他强大数倍的明军，才开始了真正的崛起。萨尔浒之战，就是后金的立国之战。
文官为帅，手下武将多路齐攻，这是明王朝打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样能够在胜利后最大程度保证文官主帅的功绩不被手下武将分走。这种方式对付农民起义是有效的，但对努尔哈赤就不灵了。之后的明王朝继续在文官利益集团的作死下走向灭亡。
万历之后的天启、崇祯时期，都已经是文官利益集团占上风的时代，为了避免武将影响他们的地位，从袁应泰、熊延弼、王在晋、王化贞、孙承宗、高第、袁崇焕，包括最早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杨镐，全部辽东最高统帅都是文官进士出身。
打胜了是文官们以文制武的成功，打败了交出几个武将把脑袋砍掉就交代过去了。杨镐战败后在牢中被关了整整十年，才被崇祯砍了脑袋，如果不是满清已经势大，又碰上崇祯这个二杆子脾气，杨镐没准能活下去。
这是明朝文官的最大特点，文官内部党争可以，但轻易不伤及性命，不能让皇帝养成杀文官的习惯。这些文官统帅各自战略方针不同，是进攻还是防守？是退守山海关还是宁锦防线？孙承宗、袁崇焕到底是不是军事天才？这些问题到了后世还一直在讨论。
作为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朱厚炜认为战略问题的讨论不应该出北京城。剩下的具体执行问题交给前线指挥官，一个有一定自主权的武将前线指挥官，文官们只需要做好后勤支援工作。打仗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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