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玩古玩，从来不考虑能获得多少价值，我也从来不用古玩赚来的钱去投资其他生意。古往今来古玩店除了维持正常的经营，所有利润都投在店里，我们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为了交朋友。既然是玩，免不了会玩出些名堂来。玩到寝食难安，玩到四处淘取，玩到去粗取精，玩到难舍难分方成境界。竹刻匏器、粉盒壁瓶、青花梧桐纹外销瓷、浅绛彩瓷、民国月份牌、绘画等，一边买一边读书学习，从泛猎到专一，逐渐进入了一个敏求而挑剔的境地。闲下来静思前尘影事，不致活得苍白而无深情，个中甘苦，也很让人体会情深易老，风物长移之感。”
“古人之于古玩主要是“玩”，而今天的古玩爱好者大都是刻意去藏，或说以藏养藏，赚取利润。这也没什么错处，但独缺了玩的乐趣，实在是有悖于古玩本义。米南宫曾言：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生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中，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俗乃是达者。明白道出古玩不但是用来玩的，而且要经常交换着玩。每得一幅好画或一件好瓷，总要设榻置几，烹酒煮茶，呼三五知几共同欣赏。字画、瓷器如此，古玉砚石、竹刻匏器之类更是日常随意的把玩之物，摩挲到棱角浑圆、通体包浆、光可鉴人方显出它们让人由爱而玩的价值。如果古玩之“玩”的属性淡化了，就不能不说是现代收藏者的文化缺遗。董其昌在《古董十三说》里说：古董非草草可玩也。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董其昌是一种大玩，后人鲜有玩得过他的。我辈玩古玩，其实大可不必效他的“幽轩邃室”，书房一室或是小厅一间足矣。但我们可仿效他的心性行径，以求“山林之致”，借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乐趣与情致。快乐在于那一份投入，在于那从中获得的精神愉悦。在社会需求不断多元化的时代，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玩”是休闲的最佳表现形式，而“古玩”则又是最具情致的一种“玩”，玩中获得追寻之乐、鉴赏之乐、研究之乐、著文之乐，有这许许多多乐趣可玩，我们又何乐而不玩呢？”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玩心，从先师圣人孔老夫子到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鲁迅，都可谓是会玩之人。孔夫子曾说过“玩索而有得”的话，可见他是主张要玩，且要玩有所得的。怎样才能玩有所得？古玩是最属玩有所得的一类，当年鲁迅先生曾涉足多个收藏领域，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由此而生发的情思、增长的学识和个人的修养以及写出的文章都显得与众不同。玩有所得，体现得最为明显。记得苏雪林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骨董家，其所以与艺术家不同者只是没有那样深厚的知识罢了。他爱艺术品，爱历史遗物、民间工艺以及玩具之类，或自然物如木叶贝壳亦无不爱。这些人称作骨董家或者不如称之曰好事家更是适切。说玩古玩是好事家倒是有道理，但说古董家“没有那样深厚的知识”倒是不尽然。玩古玩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论学识，确实有人目不识丁，但也有人学富五车；论财富，有人可能身无分文，但也有人富可敌国。这一类人哪怕身无分文，也怀揣巨富的梦想；即使目不识丁，也藏着学者的追求。这里有大喜大悲，这里有大起大落，姑且不论发现和探索的无穷魅力，仅仅是真和假，古和今，美和丑的争论就让古董人接触到人类永恒的主题和无尽的奥妙。”
“每一类每一件旧物，都蕴含着诸多方面的学识与掌故，都记载着前朝先贤们的精心追求与创造；每摩挲一件古玩都不知与多少先人的掌心相合，每查明一件古玩的来龙去脉，都会获得一份学识的增长。玩古玩如同读书，在玩中获取学识与智慧，在玩中求得升华与永恒。因为古玩大都是手工时代的艺术品，满蕴着人类的艺术创造与情感投入，相比大工业时代现代化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东西更具有价值要素。同时古玩又是最具个性化的体现，每个人所喜欢的不同，情致的不同，修养的不同，都能在对古玩的喜爱中体现出来。而每个人所守望的古玩，也都能打上个人的烙印，有了个人的气息和光泽，这种气息和光泽将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成为永恒的美丽。有人说，这样玩下去快乐是快乐了，是不是久玩会丧志啊，这恐怕是“玩物丧志”的古训对人的影响。其实“玩物”与“丧志”之间本无太多的必然联系。玩物是一种寄托，有的人寄情山水，有的人寄情红颜，有的人寄情游乐，有的人寄情于物，同样是一种“志”。问题的实质是对这种“玩”和“寄”的度的把握。如果度把握不好，任何“玩”与“寄”都会失当，因为身外之物的兴趣跟自身建设的要求有时并不同步共荣，更何况失度的物之恋有时竟能致疾呢？人们常以淡泊身外之物为高格，大体也包含了这点因由在此。如果度把握得好，不仅能玩出情致，还能玩出成就，玩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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