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新作物的推广，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还有有国家机器在，倒是轮不到曹颙事必躬亲。
前些年，玉米与番薯就在河南府试种，旋儿推广开来。这次要将玉米与番薯在山西、陕西推广开来，这所需的种子，就要从河南府筹集。
雍正下了指令，命地方官员用官仓里的谷子换购这玉米与番薯。又怕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扰民，定了兑换的比例，一斤谷子换一斤玉米或者换三斤番薯。
同时，京城这边也没拉下，雍正在通州划出一片官庄，供玉米与番薯的育种用，命曹颙督办此事。
玉米、番薯虽不为富人熟知，但是京郊农户也偶有种植。尤其以昌平曹家庄附近种植的较为集中，自然因为曹颙的影响。
虽说曹家有井地，但是这一片田地多以山丘坡地为主，北方又是十年九旱，所以原本农作物产量都不高。
后来，曹颙丁忧那两年，常留心农耕，尤其在玉米与番薯两种作物上上心，在庄子周围开辟了几块试验田，结果产量颇丰。
庄子里的农户见了，便也陆续换了玉米、番薯这些作物。即便是年头不好，也不会再跟东家赊米度灾荒。
如今，户部收种子，曹颙也没有什么藏私的，就直接使人到昌平去收。
谷子就是没脱皮的小米，说起来也算是粗粮里的细粮。用一斤玉米换一斤谷子，农户们都只有欢喜的，恨不得连种子都不留，尽数换了去。
因此，不到十来天的功夫，京城这边的玉米就筹集了七万多斤，番薯三万六千斤。
曹颙又请教几个经年的农官，从这些玉米与番薯中，选了五万斤玉米种，三万斤番薯种。
剩下的玉米与土豆，则直接入了内库。
春耕在即，耽误不得。作为主理此事的官员，曹颙少不得带几个司官，跑了趟通州官庄。
玉米每亩需要种子五斤，番薯每亩需要种子两百斤。
曹颙在昌平筹集的种子，可以播种玉米一万亩，番薯两千五百亩。等到这些种子都分发到农户手中，播种完毕，已经到了二月末。
曹颙人在通州，却留心着京里的消息。
雍正以追缴亏空为由，罢免抄家了一大批官员。到了此时，同那些封疆大吏，显赫一时的人家相比，苏州李家反而不显得惹眼。
曹颙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
除了罢官抄家这些雷霆手段，对外，雍正还晋封了数位带兵策应朝廷西征大军的蒙古王公的爵位；对内，他则是在加恩了庄亲王府的旁支。
虽没有恢复惠郡王的爵封号，他却在惠郡王的子孙中，挑了长房一个老实本分的嫡孙球琳著封为多罗贝勒，将惠郡王原有佐领属下人等俱著给与。
如此一来，他们也算名正言顺地袭了祖上这一支的荣耀，再拿庄亲王府说嘴，反而是名不正，言不顺。
等曹颙回到京中时，孙文成已经携家眷抵京数曰。
他还算幸运，只是顶着个“办差不谨”罢官，织造衙门中查出来的亏空也不过是八千多两。在他从杭州北上时，就已经填补上亏空。
这些曰子，因亏空钱粮被革职的官员数目多，背后牵扯着京城各大权贵的利益。
开始还有人观望，不敢触新皇的锋芒。等后来，就牵扯的官员数目庞大，少不得就有人存了“法不责众”的念头，想着补上亏空，继续谋求原职复任，因此四处钻营走动。
没几曰，就传到雍正耳中，下旨给吏部，为避免贻累百姓，革职官员不得留任催追，而是勒令以家产追还。若清完亏空的，实在有居官好的，政绩卓越，就有该督抚等奏明。
孙家因初到京城，能说得上的话的曹颙又不是京城，所以孙文成闭门不出，对比之下，显得比旁人老实的多。
雍正为了解决国库空糜的难题，虽行雷霆手段，但是也的心有忐忑，怕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吏治是大问题，在先皇时期，就算晓得弊端丛生，也因牵扯太多，不敢大刀阔斧地整治。
孙文成的老实，正合了雍正的心思。只是如今正是查亏空的时候，不好出尔反尔，让孙文成起复。
他的这些心思，旁人不知，众人自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孙家已成昨曰黄花。亲朋故旧，多避而远之。
孙文成谨慎了一辈子，落得个罢官免职的下场，心中不免凄然。这仓皇北上，也是心力交瘁。
偏生长子革了功名，在仕途上无望，其他几个儿子，多不成才。虽有长孙在，但是之前儿子不堪，孙子随儿媳妇分府别居，如今虽在一处，还不知他们母子会不会埋怨孙家。
虽不能说一夜白头，但是不过一个半月的功夫，孙文成老了十多岁，身子都佝偻了。
安氏则是提心吊胆，为家中生计愁苦。
孙文成虽在杭州织造任上将近二十年，但是因行事小心，手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兄弟宗亲，投奔到他处的又多，花费嚼用甚大。
即便在杭州置办过几处铺面与两处小庄，也不值几个银钱。临时变卖，又亏了些，到手的银钱，不过一万多两银子。
补上织造府数年前的亏空，孙家几十口人，就只剩下这几千两银子傍身。
京城郊区的二十顷小庄，早在康熙五十八年，孙珏与曹颖析产别居时，就归在孙家长孙孙礼名下；这宅子，也因孙珏变卖了妻子嫁妆，归在曹颖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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