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后数日，将军府首先作出一个举动，将各处屯堡的水车打制，转包给东路十几个商家。
随着屯堡大兴，未来要修建的水车等物，可能破万架。这是一个庞大的需求，吴世宦等人负责的木器厂，根本忙不过来。
转包给东路诸商人后，让水车的打制大大加快。打水车，砌井等需要大批的木料，石料等原料。使得东路境内相关的伐木厂，采石场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不但如此，王斗的军工厂除了盔甲厂，火铳厂，火药厂等几个要害厂坊外，余者如军服厂，被服厂等等都转让出去，分别授于几个商人生产。最后王斗看哪家厂房价格最优，质量最好，重点投单。
仅王斗这里要遍练新军，就需要大量的军服被褥，还有很多杂七杂八装备，都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物，又带动一大堆相关行业。
除金银等矿外，东路许多从豪强手中夺来的铁矿，煤矿诸矿，拍价决定，慢慢包给一些商人。每年向他们征收矿课，而且王斗有优惠价格，优先购买权等。
各矿要受商行，商科的管理。未来能不能向外贩卖，怎么贩卖等，都有一系列的规定。
也有许多商人看到舜乡堡鸡鸭场的成功经验，开始尝试学习在场地林间养鸡养鸭，很多人也办起畜场来。
此后几个月中，东路开始一片繁忙。而不论是开矿，制水车还是做别的什么，都需要大量工匠畜医。一时间在东路之地，匠的地位快速提高，畜医人才更是变得宝贵。
马倌、牛倌、猪倌等变成抢手货，到处都有人高价聘请。
此时民政司大使张贵也拿出了一个未来东路数年治理方案，王斗认为可行，批准实施。
八月中，幕府发布一份告令，成立一家官店粮库，专门向百姓收购余粮，市场价收购，如果粮荒，则平价出售，以解物价之高。而且告令专门规定各军户家的存粮数禁止超过一年，违法者要受到处罚。
为了防止有人向官店恶意抢购粮食，民政司有意推行一种票据，只有持票才可购买。王斗命名为“粮票”，粮票该如何发行分配，民政司还在酝酿中。
张贵的灵感其实来自定国将军王斗，在王斗提到这种票据后，他似乎感觉此法可以防止商人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如果此法较好，他以后可以会推行各类油票、布票、豆票、肉票、糖票等等等等。
当然，这建立在境内通货膨胀，奸商囤积居奇，或是境内天灾大祸，粮食极为不足的情况下。比如说前些日，在那些商人集体罢市之时，如果东路境内有官店，军户百姓手中又有粮票时，便不怕他们的罢市了。
以东路的情况言之，保安州倒不存在粮食不足的情况，当地物价较高，其实是本地军户抢购粮米，又不愿出售存粮造成的。如果他们愿意售粮，保安州的物价便会下降不少。
其实保安州的居民只是以前饿怕了，多积点粮，手上有银子，也多买一点粮，只是下意识的一种心理举动罢了。经过定国将军的告令后，他们也是普遍拥护，粮食存多了，就变陈了，霉坏了，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定国将军设立官店，发行粮票，便是以后饥荒，大伙也不怕，定国将军不会让大家饿着的。因此告示发出后，保安州的物价节节降落。
至于东路各处的物价高，却是缺乏粮货的缘故。
大明整个北地连连大旱，灾祸横行，每年粮食都在减少，有粮仓之称的江南之地，由于过度商业化，百姓宁愿种植丝麻棉花或烟草等物也不愿意种粮，最后导致他们自己粮食都不够吃，又谈得上什么支援北方？
东路各地情况便是如此，北地粮食连连欠收，大股流民出现后又进一步影响粮食的生产。这粮货一年比一年少，物价一年比一年高就可以理解了。东路的怀来，延庆州等地，这是其中缩影一部罢了。
要解决东路这一问题，或许要等几年后境内农牧大兴才能好转。目前为止，除了王斗大力向境外买粮外，只能靠自己库中存粮支持。好在王斗银子不少，认识粮食比银子有用之辈也不普遍，王斗手中的银子，目前还能派上用场。
当然，王斗的官店有优先向军户百姓购粮的权力，而且作为稳定粮价，减少百姓损失的存在，不免与一些粮商利益发生冲突。
此时很多商人手法，便是秋粮收购价格定得非常低，等青黄不接时，他们的粮食贩卖价格又定得非常高。对军士与军户的手段也是如此，军士有发银子，向商人买粮时便需付出高价。
如果他们向朝廷缴税需要克银时，他们手中粮食又不值钱了，反正商人总有他们的套套手段。
特别明末大粮商往往就是大地主，掌握庞大资源，灾年时期囤积居奇，抢购赈灾粮，然后抬高市价出售，再低价收购土地。往往一次灾荒过后，很多地方的土地大多数被他们巧取豪夺走。
一般而言，朝廷都斗不过这些商团。对王斗来说，古代商人在当时社会起的正面作用，远远不能抵消他们的反面作用。这也是古代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的原因，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君皇，都不可能抬高商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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