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元十四年至十五年，草原上混乱的境况让久经战火的大汉得以安逸的休养生息。
在这两年时间里，右北平至邺城分段的大运河全面竣工，实现了从右北平至长江北岸的全面通航。
这条以春秋时吴国为讨伐齐国专门开凿的运河为基础，利用江北四通八达水系予以南北拓展的运河，全长约三千一百余里。因为江东仍在孙策手中，运河暂时无法通至杭州达到后世隋唐大运河的规模，其长度相当于隋唐大运河的六分之五。
昔日，隋炀帝修建运河用了八年时间，栾奕则用了足足十五年之久。之所以比历史上修建的慢，并非汉代工程效率低下，相反的，随着独轮车、鹦嘴锄等生产设备的出现，当前大汉的工程效率非但不次于历史上的隋朝，还有所提高。
至于慢的根本原因乃是栾奕刻意为之。熟悉历史的他，深知隋朝之所以灭亡，追根溯源乃是因为隋炀帝好大喜功。在这其中，急功好利大肆召集民夫加速修建运河便是重要诱因。
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栾奕在修筑运河时并没有操之过急，而是稳扎稳打——他不像隋炀帝那般大肆让百姓服劳役，而是以发放饷银的方式，以工代赈，即让贫苦百姓得到实惠，学到手艺，又成功实现运河修建，加大了物产流通。
百姓腰包里有了钱，购买力自然大幅提高。购买力提高，需求随之增大，与开通运河后大幅增长的流通力相辅相成，给大汉带来更大的繁荣。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栾奕修建运河非但没有引来民怨，反倒更受各级百姓爱戴。
大运河除了方便物流、便利人口流通，在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纵横的水路交通大幅降低了军用辎重粮草和兵马输送的难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或者更为准确的说，等于是将大汉的核心地带从京畿地区一下子拓展到所有水系可以抵达的地方。
但凡地方豪强或敌国军队有所异动，教会可立即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顺运河前往支援。
最明显的例子，幽州自古被称之为苦寒之地。塞外胡人几乎每隔两三年便会入侵一次。
碍于行路困难，每当大汉大军备足粮草辎重赶到幽州支援的时候，机动能力极强的胡人轻骑早就大肆劫掠一阵退回草原去了。
年年如此、次次如此。大汉就是这样被胡人耍了几百年的。
现在有了直通右北平的运河则可大幅缓解过去的尴尬，但凡塞外鲜卑、扶余等胡人有入侵中原的迹象，潜伏在塞外的神盾细作便会第一时间将消息报知驻守幽州的吕布。
吕布在部署防线的同时，还会点燃烽火。烽火连绵不断传至中土，栾奕可在短时间内调集圣教中央军、齐国、青州、徐州、冀州各路兵马近二十万人，从与各路兵马临近的泺口、鱼台、兴邺等港登船北上。同时，鱼台、兴邺在作为河港的同时，还是重要粮仓。相应泺口港由于比邻栾家工厂，既是大汉重要的旗帜、被服生产地，也是辎重储备地。
大军出港，当日就可以提粮，泺口港紧随其后可源源不断输送辎重。
正所谓兵贵神速。如此高水平的出兵效率足可将塞外胡人的野心扼杀在摇篮之中。
除了大运河，新洛阳和羌族自治州的羊城相继投入建设。说起来，洛阳已经动土四年多，现已稍具规模，能够看出大体轮廓。在不受第三者入侵的状态下，再过三年便能如约建成。
相对于洛阳这个庞然大物，羊城的建设刚刚开始。在千年，也就是圣元十三年的招标会上，羊城二百间铺面被富得流油的大汉商人们一扫而光。
最小铺面的铺值从最初的七百白银一间一路飙升到五千一间，即便这样仍是一铺难求。栾奕借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过，钱虽赚了不少，其中绝大部分被用来支付西征羌道耗费的军资，以及对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和有功之臣的奖励。余下的部分则用作添补当年的财政缺口，挪做支援本年度人口鼓励政策发给的赏银。
值得庆幸的是，西北一战没有白打。最基本的，依据战前协议，牢姐羌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每年将向朝廷缴纳一千万两白银的贡奉，再加上其他八部奉银，大汉每年可以增加一大笔进项。
除此之外，从羌道带回来的七十万奴隶现在均分配到了他们各自的岗位上为大汉的生产做着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汉的产能。同时，化身为羌族自治州的羌道为往来客商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秩序，进一步促进了大汉物资向西流通，为大汉带回海量的财富。
所以，自圣元十四年以来，大汉朝廷和教会的财政明显好转，不但没有赤字，反倒开始有所结余。有数据显示，这一态势在未来的几年里仍将延续，且越变越好。再过四年，等到第一批受人口鼓励政策资助的儿童成长到十四岁左右时，大汉的人口比例将一改现在老人、儿童为主体的现状，转化为以青少年为主体这一更为优越的结构。
到那个时候，大汉的劳动力将呈井喷式提高，并一直扶摇直上。
听了这番结论，栾奕长出一口气。“终于快熬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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