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沮授很是爱惜手中这本手抄本的《原富》。为了保护书籍不至破损，他还特意给这本老书包上了书皮。可是即便如此，书页的边缘地带仍然泛着毛边。从这里可以看出，沮授平日里时常翻阅这本书。
沮授拿着书道：“欲应对栾子奇之计，需用栾子奇之法。”
“哦？此话怎讲？”袁绍不解。
沮授自问自答道：“治下的百姓为何无心耕种，转而投向进山行猎？答案很明显，因为行猎所得的收益比耕地要多出许多。那么，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呢？”
“对啊！怎么扭转？”听沮授说话大喘气，袁绍急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问。
审配不耐烦地道：“沮公与别卖关子。”
沮授捋了捋胡须，冲审配翻个白眼，不慌不忙道：“扭转这一局面的最直接方法就是，降低行猎的收益。让人们觉得它无利可图，届时自然而然就会退出来去寻找其它营生，该种粮种粮，该伐木伐木，一切又会回归到正统上来。”
审配一脸不服，“莫要纸上谈兵，你倒是说说如何降低行猎收益？”
沮授胸有成竹道：“此事易尔。只消抬高山货贸易的税赋。进山行猎的收益自然会下降。”
“说的倒轻巧。”审配瞥了瞥嘴，将方才沮授辩驳他的缘由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河北山货、皮草商人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他们万一逃脱税赋可怎么办？总不能派人整天跟着他们监督贸易吧？”
“根本不必监督！”沮授抚着胡须笑了笑，道：“主公。无论是商人至民间采收山货也好，猎人入城出售行猎所得也罢。山货的最终流通地点只会在城内。所以，我们只消在各个城门处设卡，对所有带山货进城者均征收重税。如此，税赋一高，山货的价格猛长，采买者日微，可从根源上杜绝山货贸易。”
不得不说，但凡懂点经济知识的人不难看出，在沮授提出的对策中已经具备“宏观调控”这一19世纪现代经济学策略的雏形。这一方法并非栾奕亲传，《原富》一书中也没有明言提及，乃是沮授经过多年通读《原富》自己悟出来的。
由此足可见沮授之聪颖，亦可看出栾奕的思想在不经意间人影响了很多的人。
袁绍也读过不下十遍《原富》。稍加思量，便知沮授之计确实可以解燃眉之急，遂从其言。
于是，七日之内在河北冀州各大城池及道路关卡又多了一项进城税赋——山珍税。但凡想运送山珍入城或路过关卡，需缴纳高额税金，否则一概不予放行。
一夜之间，河北各类山货价格涨了三倍，五天之后又翻了三番。
价格居高不下，栾奕虽买得起，但大批量买入只会造成大数额亏损，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得不偿失，便令各家上好停止行动，不再与河北进行大宗山珍贸易。
袁绍本以为，借助沮授以《原富》治《原富》之法已经破除了栾奕的“温水煮蛙”之计，却不知这只是栾奕所布大棋的开始。
栾奕虽然停止引入大宗山珍，但是对河北的粮草供应一直没有停止过。
圣元二年一年，连年干旱少雨的华北平原，终于迎来罕见的美好年景。这一年风调雨顺，没有洪，也没有涝，更没有干旱，田地稍有缺水，老天爷便会降下一场雨水来滋润大地。地尚未干透，又有甘露从天而降。十多场雨，势头都不大，但降水量却都不小，属于缠缠绵绵的小雨，最适宜农耕灌溉。
于是，同年秋季河北各郡迎来了罕见的大丰收。
按理粮食丰收，上至地方大员下至百姓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一年多来，栾奕从河南教区向河北输入的粮草，与丰年河北自产的粮食同时在冀州汇聚。致使河北一代粮食作物大量囤积，市场保有率一度超过饱和值三倍有余。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反之市场供给大于总需求就会导致该商品价格下降。
河北粮草囤积量居高不下，价格随之大幅度降低。从去年的不到20文，一气跌到谷底。仅需10文钱就能买到一石。
说到这儿有人肯定会问，粮食价格低了，百姓都能吃上饭，生活不是应该过得更好吗？
实则不然。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大汉朝，粮食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他产物的价格。
就像现在的冀州，超过九成人口都是以耕地为生的农人或土地主。粮食价格下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益。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有100亩地，每年收200石粮食。在每石粮食价值40文时候，他们每年的收益就是8000文钱。那时做一件新衣需要500文，如果他把一年的收益全部用来作衣服可以做16件。
这一情况从今年开始变得不同了。粮食的价格一下子跌到了10文，他的收益蜕减四分之三，变成2000文。如果制衣服的价格还是500文一件的话，一件衣服的价值相当于农人辛辛苦苦耕种25亩土地一年的收益。
这么贵的价格农人肯定不会买，至少今年做的衣服比往年要少的多。衣服买的少了，就造成供大于求的结果，从而导致衣服价格也跟着下降。
于此同时，依赖土地获取收益的土地主和农人，在发觉自己“背对骄阳，面朝黄土”劳心劳力忙活一年，耕种了20多亩土地才只能换一件衣服以后。很多思维活跃之人会选择离开靠天度日的土地，转而从事其他营生。比如说直接选择去做衣服，4天做出一件成衣赚得的钱就等于耕地一年，何乐何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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