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晚到也有晚到的好处，当时的活佛虽然在信众中拥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但是整个密宗也像吐蕃各部一样，大至数千帐，小至数百帐，各有统属，互不相从，加上西域贫瘠，战乱不休，所以活佛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像后世的活佛那般惬意。
他们到了芦州，眼见那高耸入云的宝塔，气势恢宏的禅院，还有那神奇的活字印刷机器，都不由得大为羡慕。统治者需要活佛的支持，活佛同样需要统治者的支持，杨浩为开宝禅寺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就使得达措活佛在西域诸活佛中的地位更加崇高，而芦州高效率的翻译、印刷经卷的本事更令他们倾倒。
这些活佛阅读梵经，一旦有什么领悟、理会，都只能口口相传，雕刻一套印版耗时费力，所用资财巨大，一位活佛，一辈子也未必有一次机会能把自己的感悟、领会印制成书，广播于信徒之中，而芦州就有这个本事，可以让达措活佛通过译经、印经，把他的教义迅速传播开来。这样一来，话语权就能极大程度地集中在达措手中，他们怎能不为之眼热？
待到杨浩与折御勋两藩齐至，为达措活佛要贺，更是把达措捧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两藩都是手握重兵，称霸一方的人物，杨浩更是取李光睿而代之，成为夏州拓拔氏一族重新振兴的代表人物，这两个人物对达措活佛如此礼敬，达措在西域的影响力必然进一步扩大，要成为凌驾于诸活佛之上的大活佛，那也不是为难之事。
因此等杨浩到了芦州的时候，正是各路活佛为之意动的时候，他们纷纷请见杨浩、折御勋，交好亲近的意味十分明显。
杨浩也是有意与这些活佛结交，不管是他辖地内的还是吐蕃、回纥辖地内的，对他们保持适当的亲近，一方面可以让达措活佛保持危机感，予自己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同时也可以避免让达措活佛一家独大，以免尾大不掉。杨浩答应达措活佛的事并不打算食言，他是真的有心要把达措捧成西域诸活佛之首的，但是各路活佛，必须得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且具备越过达措，直接与夏州杨氏政权沟通的渠道，这样主动权才能掌握在他的手中。
同时，杨浩现在也急需各路活佛的支持和配合，使他能迅速消化、稳定占有的领土和这些领土上的百姓，帮助他推行新政。
西域千百年来，不管主政者是谁，但是对各个部落，都是采取间接控制的方法，号称西域之主的人，没有权利对他辖下的领土和百姓实施垂直管理、直接管理，而是必须通过部落的土司、头人、族长。赋税要通过他们以贡物的方式上缴，百姓要能过他们来间接管理，当需要与外敌做战时，需要通过他们来征兵、用兵。这样也就决定了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局限性，和政权的不稳定性。
杨浩想在整个西域铺开银州模式，建立统一的户藉管理制度、全民征兵、赋税制定、司法独立制定，这些是建立一个较之以前的管理模式更为先进的封建政权的基础。
可是想推行这些制度实在是太难了。银州能迅速推行，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战争已经打烂了的原来的权力结构，当地的部落势力并不强大，再加上他血屠怀有不轨之意部落的强硬手段，数管齐下，这才成功。
但是在整个由他控制的区域内推行这些政策就因难多了，这么做会直接削弱那些各部落头人、土司、族长们的权力，就算是党项八部的头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们，对此也必然会产生抵触情绪。
杨浩并不打算以武力强行推行这些制度，那样做，他将会如慧星般升起，又如慧星般离去，成为搞***的王莽第二，必然落得个众叛亲离，惨淡失败的下场。
他要首先发展工商、繁荣经济；藉由自己的独特身份，推行汉羌杂居、通婚、建立更多的城市，促进各族的融合；同时在气候和地理合适的地区发展农耕，经过几年的时候，先为自己这些政策打下经济基础，然后再顺理成章，从城市这种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以点带面，逐步推行。
可是即便如此，恐怕来自各部头人土司方面的阻力仍然不会小，阴奉阴违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这样，可以与部族首领们分庭抗礼的宗教领袖们就会起大作用，这些政策会强化他的政权，削弱各部落头人土司们的权力，但是对活佛们的教权并没有影响，如果能谋求他们的支持，有他的政权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由影响力深入每一帐、每一人的喇嘛们横向促动，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增。
因此，杨浩即便再忙，对这些活佛们也不敢怠慢，每天接见、拜访，馈赠经卷、许诺支持，可谓不遗余力，那些活佛们见杨浩对他们如此礼遇热情，对他自然也是赞不绝口，杨浩“岗金贡保”的身份再度得到了确认和强化，经由这些活佛们的宣传，现在就算最先承认他护教法王身份的达措活佛出面否认他的身份也不可能了，杨浩的影响力已直接渗透到了每一个佛教徒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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