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属于是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典范。
虚假的商业繁荣就不说了，其不抑制土地兼并的策略使得好欺负的人没什么土地，有土地的人又不好欺负，地主大户和朝廷政策牢牢绑定，稍微动一下都疼痛难耐。
比起之前历朝历代打击土地兼并的难度，宋朝属于独一档，人家不说能不能办到，至少在政策上是反对土地兼并的，大义名分是有的。
但是宋朝连这个都没有。
成都朝廷可以轻松欺负工商业平民和自耕农，却很难欺负那些在地方有庞大势力大豪强地主。
尽管他们才是最有钱，可他们也是可以对抗朝廷的，收他们税需要成本，而判断这个成本和税收哪一个更贵，就成了对朝廷来说很有必要的过程。
收税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收税的成本小于税收本身，那么朝廷就有动力贯彻税收。
如果收税的成本大于税收本身，还会带来其他各种不良影响，那么朝廷就要考量一下是否有坚持收税的必要了。
小单位的穷鬼特别好欺负。
温顺，逆来顺受，朝廷里也没他们的人，只要别一大团聚在一起直接造反就没有任何危险，若敢反抗直接铁拳砸下，没啥后果，还能震慑其他穷鬼，显得朝廷又高又硬，所以朝廷收他们的税便动力十足。
地主豪强不好欺负。
朝廷里有他们的人，还掌握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里应外合起来能给朝廷带来很大的麻烦，收税成本搞不好还要大于税收本身，不好得罪，招安价值巨大。
所以收不收这笔税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而就目前来看，对豪强地主收税的成本绝对不会低。
成都朝廷建立之后，其上层官僚着重选择外地来川蜀的官员而不是川蜀本地官员，以避免朝廷本土化，以至于被本土派左右，影响出川作战恢复大宋的政策。
诸葛亮当年之所以可以五次北伐曹魏，除了有钱之外，有一支能够压制川蜀本土势力、动员川蜀民力发起对外进攻的外地官僚队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尽管如此，本地人还是不能过分得罪的，凡事都要有个度，真要把本地人搞得和外地人朝廷离心离德，双方的矛盾一旦爆发，就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眼下虽然成都朝廷高级官僚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但是赵不息登基称帝之后为了获得本地人的支持，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底下办事的中低级官吏们则基本上都是川蜀本地人。
川蜀本地人掌握着相当一部分权力。
能读书做官的本地人出身在什么家庭里那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宋的科举是为谁服务的也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中低级官吏们和这些大地主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舍五入，成都朝廷相当一部分权力就掌握在本地豪强地主家族手中，收税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也是本地人。
用他们自己的人来收他们自己家里的税？
大水冲了龙王庙？
所以对于这个刚刚在成都建立、还没有在川蜀之地真正得到认同的割据朝廷来说，对本地大户人家下手收税纯粹是有点搞不清状况。
赵不息不是什么搞不清楚自身处境和社会状况的年轻的赵玉成，做不出那种富有理想而又十分幼稚的事情。
他很清楚，对于现在的成都朝廷来说，一场米骚动并不要紧，完全不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情。
城镇工商业平民是无根浮萍，没有产业，没有根基，不掌握生产资料，除了人命之外什么都没有，且人数有限。
他们再怎么造反都很好对付，吴璘出动一支人马大杀四方就可以了，哪怕把他们杀光也无所谓。
无恒产者无恒心，就业的时候好歹还有一点剩余价值可以剥削，一旦失业，又不能产生价值又要张嘴吃饭，最是烦人。
这帮无产者只是朝廷统治的隐患、障碍物，此时此刻爆发造反反而给了成都朝廷一个清理垃圾的好机会，把他们全部除掉，反而能减少社会发生动荡的可能性。
所以赵不息暗中嘱咐吴璘多杀一点人，最好把这些无产者都给杀光。
吴璘按照他的命令，要求军队多杀人，他放纵军队杀了五万多人，又招募了一批人进入军队，前后凡十万余人，几乎扫清了成都府周边七八个州府的失业无产者，大大减轻了社会发生动荡的可能性。
他们可以造反，尽管造反，他赵不息要是眨眨眼，就算他输了。
朝廷对待农民的态度都要比对待这些无产者的态度要好一些，也要更加谨慎一些。
而这也是赵不息不敢得罪川蜀大户地主人家的原因，若是和这些人交恶，那可就是无穷无尽的噩梦了。
他们那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又有钱又有米粮又有佃户可以充当打手，朝中还有数不清的内应为他们的利益做代言人，稍有不慎就能让这些人拉起一支队伍群起反抗成都朝廷。
不动他们，他们尚且还能拿出一点点汤汤水水接济一下成都朝廷，再不济也不会和成都朝廷为敌。
动了他们，他们就会拿出全部和成都朝廷为敌，成都朝廷将同时面对内外两个敌人，被颠覆只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仅靠吴璘统帅的军队能否压得住，那还真是个问题。
所以尽管陈永言有向豪强地主征收农税的建议和行动方案，但是思来想去，赵不息还是没有答应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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