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八月中下旬，苏咏霖离开杭州再度率军出击，向杭州府更南边发起进攻，一路势如破竹，没遇到成建制的抵抗。
九月份，苏咏霖所部主力进入福建路，在福建山区，明军遇到了当地较为根深蒂固的大量宗族豪绅的抵制，他们很早得到消息，很快团结起来，试图抵抗明军进攻。
也就在这里，明军遇到了较为激烈的抵抗，抵抗烈度远远超过杭州一带。
然而如此规模和烈度的抵抗只能让明军更加坚决的予以打击。
与此同时，八月、九月间，张越景、赵玉成所部也在广南西路、广南东路这两个地区展开了疾风骤雨一般的军事行动，对当地宋国的官方势力展开了极为猛烈的降维打击。
伴随着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被明军攻占的城池当中的工商业人口、也就是市民们，开始大规模返回乡村中耕田种地，成家立业。
就以杭州为例子。
洪武八年八月，杭州城还有七十万常住人口。
到了洪武八年十月份，杭州城内就剩下五十五万人口了。
三个月间，已经有十五万人离开了杭州城，平均每个月有五万人离开杭州城。
杭州官府极为高效的处理这些事情，在各级官府组织与复兴会组织的协同处置下，帮助大量市民回到农村地区，回归为农业人口。
而与此同时，财政部控制下的江南国营经济体也开始发挥用处。
还是以杭州为例，原先南宋官府设置在杭州的丝织、瓷器等手工业工场被明国国家资本取得了控制权，苏咏霖抵达杭州城十三天之后，相关手工工场恢复生产，采取全新的明国的管理模式。
除了丝绸、瓷器等行业，酒水、铁器、民用布匹等等明国国营工场也接连开工，全都采取了全新的明国的管理和生产模式。
除了明国国营工场控制的大规模手工业生产之外，一些国营商铺也在运营，比如食盐、米粮、酒品、茶叶等等商铺也快速恢复了经营。
国营经济之外，原本属于杭州城市民们的热闹的商业街也开始恢复元气。
十多年前热闹的堪比现代超级商业街的杭州四大商业街上重新出现了开始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各类吃食，各种做衣服、卖鞋子的小商小贩都重新出摊了。
杭州官府把在明国各大城市中推行良好的面对小微商户的免息或者低息贷款政策推广到了杭州城内，助力小商小贩们恢复经营。
于是小商户们得到了明国的优惠商业减税政策，还得到了免息、低息贷款，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振事业，恢复了经营。
随着工场的开工、商业街商铺的开业，杭州城重新有了烟火气，有了人气。
当然，这一回，杭州城是无法恢复到原先的那种商业规模了。
因为杭州的人口确实是少了，支撑不起那么大的商业规模了。
除却真正有技术有工作有想法的人继续留在杭州城内从事各种职业，很多想要继续做农民的人还是回家做农民了，不想继续留在杭州城内做苦工了。
他们不是不清楚明国经营管理的国营工场的内部待遇，国营工场和一些商铺开出了很不错的待遇，希望可以从杭州市民中招募数量不菲的工人、店员。
但是相比于做工人和店员，他们明显更愿意拥有一块土地，做农民。
他们本就是被迫来到城市里的，城市里饱受压迫剥削和高强度劳动的生活成为他们的噩梦，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过去。
杭州官府预计杭州城内的人口最终能维持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的规模就算是很不错的了，最极限的预估是杭州城的总人口会在五年内下降到二十万左右的最低谷，然后随着时间推移缓缓回升。
想要重新恢复到七十万左右的规模，大概需要十五年以上的时间。
而在此之前、在这一波人口回流之后能在杭州城内留下来的二十万人口就是纯粹的真正的工商业人口，是真正可以在城市中立足的产业工人和个体经营户。
他们的存在固然不能让杭州城恢复到七十万人口时的繁荣，但是他们的存在会给杭州城注入真正的活力。
这不是那种一刀下去萎缩将近三分之二的“繁荣”，不是专门为了伺候上等人老爷而存在的商业繁荣。
通过全新的生产管理经营模式为代表的明国国营工商业制度和复农政策，明国的统治以杭州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地区辐射。
伴随着军事进攻和土地革命的持续，明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也逐渐开始站稳脚跟。
江南这片土地还是给明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的，数量繁多的地主士绅们来不及逃走，也不愿意接受明国强制性的赎买政策，于是选择了武装反抗，要和明军一决雌雄。
他们想要让明军意识到到底谁才是这片土地永恒的主人。
不是赵宋皇帝，而是我们，豪强！
我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世世代代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享有无上特权，现在你苏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也不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告诉你，不答应！
豪强们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强音。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数年以前，北方的豪强们也曾经向明政府发出过类似的时代最强音。
他们也想让明政府知道到底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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