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是中国的藩属国，与朝鲜日本一样，而今都可以安全地贩卖铁器而不用担心被扣上一个资敌的名头。
盖因大明强军的武备已经超然到了热武器的时代，于是枢密院早已将曾经严控万分的铁器禁止命令解除。
相反，从敌人手中赚到更多银子从而给自己的大军武备更新换代显然才是朝中大佬们更喜欢的选项。
话虽如此，但朝中这几年新的政令频繁出台，朝野的注意力都落在几件大事之上，除非事涉此行利益有关之人，不然都不会想到这一茬。
至于此前那些曾经给建奴给蒙古鞑子贩卖铁器的人还会不会行动……这个道理可真是简单极了，因为八大卖国晋商都已经被抄家灭族，整个家族被大明连根拔起。
这样可怕的效果虽然不是治本之策，却也将而今北疆贩卖铁器的事情给杜绝到了最低。
就这样，这竟然出现了一个大家都未发觉到的政策空间。
而这，代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
华夏目光灼灼，他很清楚这个时机留给自己的选择时间很少。如果在往日，面对这样的机会他也想不到如何用起来，就算勉强用了，也会觉得不甚合适。
他固然可以将这个点子卖给现在的大商人，但这个一个点子哪怕再有价值由能卖多少钱呢？当然，他也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去合股经商。但华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的风险，思来想去，决定放弃。
他是一片公心，为了大明着想，为了昆山的发展着想。同样，他也是想要做出自己的成绩证明一个举人也可以做好一县主官。
没人不喜欢钱，但华夏的确不缺钱。比起为了钱而需要舍弃的政治生涯，他更希望自己这样冒险的计划一举一动都能在后世经得起考验。
最终，希望公司的概念带给了华夏启发。
希望公司是郑氏私产，落在郑成功的手中却将希望公司的全部股份都捐给了朝廷。当然，具体操作的时候写的时候鼓动写的是朱慈烺的名字。
这一点，让华夏抓住了灵感。
解决之道就在这里。
既然希望公司可以是皇帝陛下的私产，那为什么他不能开一家公司，也落在朝廷的名义上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朝廷开办的工坊，难道不是皇帝陛下的产业么？
华夏解决了衙门开办工坊最后一个难关。
这个时空毕竟不是后世，一提起改革开放，就是外国有钱人提着金灿灿的金银来中国投资，发展中国经济。
全然反了。
因为，大明并不需要出卖廉价劳动力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反，大明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以及人口实力与资本去全世界争抢。通过外国人的鲜血、资源与劳动力完成大明的资本原始积累。
如而今的朝鲜，如而今的日本，只有主动面向大明改革开放，才可能不被时代发展的大潮所拍打落伍。
在此之前，大明对此所做的行为是接触了商业、工坊业发展的大量限制性因素。也用外交力量，军事理论轰开了朝鲜、日本等地封闭的市场，让大明儿郎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全世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而现在，当可以驱除的枷锁都渐渐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这个时代，是全面竞争的时代。
原本压制工商业发展的官府改变了态度，将走上鼓励共商发展的方向。对于同样面对着无限机会的地方官府而言，他们一样也渴望在这样的巨大利润之下，参上一脚。
至于朱慈烺会不会担心官僚资本垄断，从而导致整个竞争走向内向恶性循环，朱慈烺现在暂时不打算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留给大明而今局面的，是一个充满着无数机会，需要大明儿郎用数十年努力都未必能填满的大蛋糕。
蛋糕在变得越来越大，并且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越来越巨大，这个时候，谁若是陷入内乱只想着怎么吞下别人的那一份，面对的结局一定是愕然地发现，自己好不容易抢了两份蛋糕，却比别人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小。
更何况，朱慈烺很清楚资本家的力量有多强大。
现在，资本家们是蛰伏着，舔跪着。但很快，当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会露出獠牙，试图争夺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而不是面对一个小官，都要露出战战兢兢的表情。
沈万重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故事，他固然因为社会保障税的事情成为不少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却同样引得无数人的艳羡。这是第一个敢于光明正大议论政务并且还顺利成功的商人。
可以预见，面对沈万重这个一个资本家，哪怕是大兴县县令林鹏也不会动什么破家县令，灭门令尹的心思。
苏州府昆山县的后衙里，场上已经只余下华夏与金志达两人。
显然，只有金志达走到了最后，被华夏选中。面对这个眼界与见识都不凡的年轻官员，华夏的眼中满是欣赏：“本官此想，你以为如何？”
华夏的全部计划已经在刚刚和盘托出。
金志达听闻之后，久久才缓过劲来，他看着华夏，喃喃道：“县尊此计一出，天下都将因此大变。”
华夏是在搞事，但他搞的这个大事却对极了金志达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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