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事当然要有人干，”乾隆道：“但不能再用这个尚虞备用处的名号了。”
“那你的意思是？”吴波问道。
“它毕竟不是国家法司衙门，却有搜查、捕拿、羁押、问案的权力，说到底就是和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一样的特务机构，拿不到台面儿上来。”
“局面危急时，采用这种办法排除异己，打击政敌收效最快。但国家的政局稳定后，这种法外之权还是越少用越好。”
“当年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曾经下令焚毁锦衣卫的所有刑具，将所押囚犯移交刑部，全部的案件交由三法司审理，锦衣卫就这样被裁撤了。”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夺了天下，出于现实的需要才又恢复了锦衣卫，又设置了东厂，后来朱见深又增设了西厂。”
“以致于法外行权、宦官干政的弊病愈演愈烈，一直伴随着明朝亡了国。”
乾隆喝了一口茶，接着侃侃而谈：“经过九年的努力，咱们的权势和声望与当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再没有谁能撼动咱们了！”
“一边三令五申的让下面的各衙门秉公执法，咱们却在上面视律法为儿戏，这不成。”
“这几年来，已经有几个御史上折子说过这事了，虽然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但无不是一肚子怨气。”
“不把这外名声转变了，你就是办了再多的差事，为国家出了再大的力，也终究落不下好来。”
“所以我想在刑部下面设立一个舆情司，将衙门的匾额堂堂正正的挂出来。”
吴波听明白了，接茬说道：“既然这样，这舆情司就不宜再设在雍和宫，不然终究脱不去粘竿处的影子。”
“你说的对，”乾隆道：“舆情司的差事隐秘又特殊，不能和刑部衙门搅到一起，你留心找一处地方用来做舆情司的衙署。”
吴波道：“既然划归了刑部，这应该是刘统勋的差事了吧？我再插手，怕不合适。”
“刘统勋是个黑脸包公，刚直不阿，秉公断案找他没错，但舆情司的差事他干不了。”乾隆道。
“这事我去和刘延清说，这舆情司还由你来兼管，他不过问。”
“人员和机构上要做一些调整，把对内的力量削减一些，充实到对外事务上去。”
“咱们驻欧洲几个大国的公使馆人员就快启程了，你挑一些机敏干练的人手补到这些人当中去，在外面的力量要逐渐的加强。”
“同样，那些国家驻中国公使馆的人员也快要到了，这些人明面儿上是外交官，暗地里都干着刺探情报，窃取机密的勾当。”
“你是一手执矛，一手拿盾，国外的要进攻，国内的还要防守。”
“这些人披上了外交人员的外衣，做起事来更加方便了，对咱们的渗透也会越发的无孔不入，咱们要把这张网密密实实的织起来！”
“处置这样的事情还要慎之又慎，稍有疏忽就容易引起两国间的纠纷。”
“所以，粘竿处改为舆情司后，你肩上的担子不仅一点儿没轻省，反而比以前更重了。”
“话又说回来，任何时候打击敌人才是最重要的，舆情司是堂堂正正的国家法司衙门，依律法办案，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出手时就不要犯嘀咕！把案子办下来，依律法治罪，看谁还有话说？”
“我明白了，”吴波道：“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先说到明处，粘竿处以前隶属内务府，人员和支出都与吏部、户部没有关系。”
“既然变成了刑部下属的清吏司，就必然要有一些人到吏部记名，然后领正项的俸禄。”
“但粘竿处里这样的人只占少数，多数人是不能见光的，既然不能由吏部出票拟，自然也没有俸禄可领，到时还得由内务府管起来。”
“这是自然，”乾隆道：“你回头拟个名单出来，有多少人可以去吏部记名的，就从内务府划转到刑部去。”
“其他人统都编入内务府七司衙门，仍旧归你掌管。”
乾隆转了话题：“今年在日本那里的活动突然增加了许多，没出什么纰漏吧？”
“大的纰漏没有，”吴波道：“小来小去的有几件，但都抹平了。”
“日本德川幕府虽然闭关锁国，严禁出海，其实派到咱们这里来的细作也不在少数。”
“有很多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谁也不会轻易的撕破脸皮。”
“好，”乾隆道：“只要不让他们对明年的行动有所察觉就成。”
“你再让人放出风去，就说俄国在陆上败给了咱们，为了防备他们心有不甘，串通欧洲的盟国对我澳省不利，新编练的海军是准备去那里驻防的。”
“明白。”吴波道。
公元1744年，清朝乾隆九年，日本是延享一年，在位的是二十五岁樱町天皇，但他只不过是摆在那里供人们膜拜的牌位而已。
自从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拜领征夷大将军后，就开始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统治，也称为江户幕府。
幕府直接管理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的城镇，其他地方则由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藩来分治，藩的首领大名必须听命于征夷大将军。
此时掌控日本最高权力的是江户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已经六十一岁的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恢复鹰狩，尚武崇俭，开垦农田，稳定米价，使社会趋于稳定，人口也大幅增加。
自1633年起，江户幕府实行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将所有的外国人驱离本土，在外的日本人也不得回国，私自出海或与他国进行贸易都要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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