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东汉之后，因为朝廷要调集物资的中枢从长安东移到了雒阳，蜀地的物资就很难直接供应到中央了，只能输出铜钱。后来的朝代蜀地铜净输出缴税花完了只好用铁钱。
后世杨广的大运河，也只是把东南和北方紧密连接起来，解决的是扬州或者说吴地的割据倾向，缓解东南六朝的历史遗留问题。
但蜀地的割据倾向，杨广并没有解决，可能是因为隋之前的北周末年，南朝梁-陈交替的过程中，北周已经把蜀地夺了。南朝最后一朝的陈没有拥有蜀地。所以隋初蜀地已经暂时被北朝收复了几十年了，统治者觉得问题不大。
可后来的历史证明，蜀地的割据倾向一直还是有的，历史上后来宋朝的君主见识了五代十国时前后蜀两度割据的教训，也想过这事儿。
只是宋朝是“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没法独裁，也没杨广的魄力和动员能力，加上当时修这条短短四十公里（八十里）的运河时，遇到了一些工程困难，所以没这个决心搞到底。
按照原本的历史，这条穿越方城垭口（汉朝叫堵阳县，位于博望和叶县之间的山坳里）的运河，一直到20世纪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才下定决心修完。
现在李素建议修通这条运河，益州种田多年的物资，就能直接顺着长江运到南郡，然后甚至都不用去武昌，可以从南郡直接到汉津口然后逆流到襄阳——
因为汉末云梦泽、夏泽、夏水这些航道还没彻底淤塞，之前孙策偷袭南郡的时候甚至都走过。走江陵到汉津，能比绕武昌再额外节约往返九百多里路。
然后就是从襄阳转入淯水经新野入运河、经昆阳后沿着颍川到鸿沟。蜀地积蓄多年的富庶物资可以支援黄淮战场的消耗。
也就是说，益州的物资到江陵集结后，有新运河的情况下，走北线从江陵到许昌，总里程才刚一千里出头。
没有新运河，走长江继续顺流而下、濡须口转合肥转寿春，是两千八百里。如果寿春再绕回来到许昌的话，逆流走淮河和颍川，还有八百里——当然实战中肯定不会指望围攻许昌的时候，要从合肥运粮过来，那太夸张了，沿途八百里敌占区都已经先凿穿了。
但不管怎么说，益州物资往未来的司隶中枢地区调运，新运河节约两千多里水路路程是肯定的。
而且，不能因为历史上后来宋朝放弃了修这个运河，就觉得这个运河不重要，因为那就等于倒果为因了——
宋朝的时候，江南吴地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好了，而且朝廷放弃了一贯建都雒阳，东移到了汴梁，就是尽量靠近鸿沟，靠近大运河，吃漕运来保障首都。吴地够朝廷吃，也就没必要非得再降低蜀地物资到中枢的损耗。
另一方面，运河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并不是“这里已经发达了，所以运河修过来掠夺这儿的物资”，而是“先把运河修过来了，所以运河沿岸才发达了”。
杨广和唐朝前期，经济中心全在河北。后来北方打烂之后吴地能在五代十国到宋飞速崛起，是因为运河沟通了河北中原和吴地，另两块打烂了，当地的资源当然要沿着运河往吴地倾斜、迎来“吴地大开发”。
如果李素修了方城垭口的运河，说不定以后再有北方战乱、资源大举避乱南下，就是导致“荆楚大开发”和“蜀地大开发”了。
就好比近代百年，有些人说江西是“阿卡林省”，是不适合发展才没人来连接他们，是彩礼多导致外省人绕着走，但这个看法一开始就因果倒置了——
如果历史能假设，晚清修粤汉路的时候，走九江而不是走长沙，那说不定湘赣二省一百年的经济命运就倒过来了，反正只要南北大动脉上发展一个省就行，但具体是哪个省，历史本身并没有倾向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是可以掷骰子有偶然性的，第一条铁路偶然修经哪个省，飞轮效应转起来了，后续资源就马太效应往上堆叠。
……
这一世的刘备起家于益州，他打出去之后，远离了益州，当然要从地理上设法改造、杜绝龙兴老巢将来再出现新的割据者的可能性。
尤其是李素这个总督南方数州事务的总督，法理上即使刘备特许延长，也就两年的任期。明年李素肯定是要交还南方之前总督的一部分州的治权。
如果李素都交出了对益州的军事控制，刘备本人也不在，关羽张飞赵云也要在前线带兵，他应该从制度方面就杜绝后患。
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利弊都想清楚之后，刘备和荀攸法正都不得不承认，李素请求在这种年头、下决心修完这条运河，也是很有道理的。
原本不太划算的事情，把军事账、长远治理成本账、借着战时体制的动员便利性账、外加外交计策欺诈账都算上之后，四本账的总收益，已经超出了修筑成本。
这个被李素多年前就跟刘备吹过风的计划，总算是借着四账合一，到了砸成本的阶段。
刘备拍板道：“这事儿就按照伯雅的做，光复雒阳之后，袁绍的颍川、汝南必成飞地，我们就趁着袁绍动摇是否要把这两地防务委托给曹操的契机，提前动手开始安排这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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